一場跨越兩千多年的對話：「克己復禮」在講什麼？
文：躬行 來源:正見網
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國人來說，「克己復禮」這四個字，也許有著一種特別的記憶。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時，我還在上小學。那時候，學校里也在批判孔子，「克己復禮」是經常出現的一句話。年幼的我並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只知道這是孔子的「反動思想」，是必須批判的東西。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四個字卻一直留在了我的記憶里。
許多年過去了，當年的政治口號漸漸遠去，而「克己復禮」卻沒有隨之消失。直到後來，走上法輪功修鍊之路，在師父的開示下，我才開始重新認識中華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隨著修鍊的深入，漸漸發現，那些曾經聽過卻不明白的古老話語，原來蘊含著如此深刻的修身之道。童年時那句令人不解的「克己復禮」，也再次浮現在心頭。
孔子究竟在講什麼？為什麼一句流傳了兩千多年的話，會在二十世紀成為政治批判的對象？它原本要告訴人的，究竟是什麼道理？
帶著這樣的疑問重新打開《論語》，才發現兩千多年前，孔子與弟子之間的一段對話，原來與今天的我們仍有著如此深切的聯繫。
「克己復禮」出自《論語·顏淵》。有一天，孔子最為器重的弟子之一顏淵，向老師請教什麼是「仁」。孔子回答：「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接著問，具體應該怎樣做呢？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把這段對話連起來讀，就會發現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顏淵問的不是怎樣治理國家，也不是怎樣恢復某種政治制度，而是一個人怎樣才能達到「仁」的境界。孔子告訴他，要約束自己不合乎禮的慾望與行為，使自己的言行歸於禮。一個人能不能做到仁，首先取決於自己，而不是別人。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為仁由己」。孔子把修養的起點放在了人自身。
人在生活中，往往容易看見別人的過錯，卻不容易發現自己的不足。遇到不順心的事情，也常常先想到外界如何不公、別人如何不好。但孔子教導學生時，並沒有讓他先去要求別人，而是讓他從自己的視、聽、言、動做起。一個人看到什麼、聽進什麼、說出什麼、做出什麼，都與他的內心有關。所謂修養，不是掛在嘴邊的道理，而是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舉動之中。
如果只從字面理解，「克己」似乎有些嚴厲，彷彿要一個人壓抑自己，甚至否定自己。但孔子所說的「克己」，並不是要消滅人的正常情感。人有喜怒哀樂，有自己的願望，也有自己的好惡，這些本來就是人的自然情感。一個有修養的人，並不是沒有感情的人，更不是遇到任何事情都無動於衷的人。問題在於，人能不能主宰自己的情感，而不是反過來被情感所支配。
一個人受到委屈，難免生氣，但是否就可以因為生氣而不分是非地傷害別人？一個人希望得到利益，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否可以為了利益而不顧道義？這些才是「克己」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克制的不是人的正常情感，而是那些使人偏離道義的私慾與衝動。
《論語》中還有一句話：「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遇事先反省自己，小人則常常向外要求別人。這與「為仁由己」所表達的精神是一致的。克己不是要使人失去自我，而是使人能夠真正主宰自己。
那麼，「復禮」又是什麼意思呢？
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周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原有的禮樂秩序逐漸瓦解。孔子十分推崇西周禮樂文明，曾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因此，他所講的禮，確實包含當時社會制度、身份關係與政治秩序的內容。但如果認為禮僅僅是一套等級制度，恐怕又把它看窄了。
在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中，禮所涉及的範圍遠比今天所說的禮貌、禮節寬廣。子女怎樣對待父母，朋友怎樣彼此相處，人在不同場合怎樣說話行事，面對利益怎樣取捨，都與禮有關。這些規範的背後，是希望人在與他人相處時，懂得尊重、責任與分寸。
《禮記·樂記》中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古人將禮與天地的秩序聯繫起來。四時運行，寒暑交替，萬物依時而生。人在天地之間生活，也需要有一定的秩序，使人與人之間能夠和諧相處。
不過，外在的秩序還不是禮的全部。孔子曾經反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一個人如果沒有仁德，即使把禮儀做得十分周全，又有什麼意義呢？可見，禮必須有內在的仁德作為根本，否則就可能只剩下空洞的形式。
由此再看「克己復禮」，便會發現兩者原本是連在一起的。克己，是從內心修正自己；復禮，是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義與分寸。內心有仁，行為有禮，兩者相互貫通，才是孔子所重視的修養。
不過，孔子為什麼如此重視人的修養？難道只是因為社會需要有規矩、有道德的人嗎？
如果僅僅從維持社會秩序的角度去理解，恐怕還沒有觸及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深處。
中國古代思想並不把天、地、人看成彼此隔絕的存在。人生活在天地之間，不僅依賴天地而生，也需要認識自己應當遵循的道。《中庸》開篇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在這一儒家思想脈絡中，人的本性與天命相聯繫，教育與修養也因此有了超越知識傳授和行為規範的意義。
孔子講「學而時習之」，學習便不只是讀書識字，還要將所學的道理落實在自己的言行之中。學了仁義，就要在待人處世中實踐仁義；明白了禮，就要在生活中依禮而行。人在日復一日的實踐中反省自己、修正自己，內心也隨之發生改變。
《論語》中還有一段孔子回顧自己一生學習歷程的話，如果與「克己復禮」放在一起讀，尤其耐人尋味。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顯然不只是隨著年齡增長，知識越來越豐富的過程。從十五歲立志於學，到五十知天命，再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所描述的，也是一個人學問、德性與人生境界不斷成熟的歷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句：「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與「克己復禮」，乍看似乎有些矛盾。既然要克己，為什麼最後又可以從心所欲？
其實，正是在這兩句話之間，蘊含著孔子修身之道的深意。
人在修養之初，往往還會受到私慾、情緒和執著的影響，因此需要時時提醒自己，克制不合道義的念頭與行為。但隨著修養不斷深入，人的內心也在發生變化。原來需要勉強克制的私慾，逐漸不再那麼強烈；原來需要時時提醒自己遵守的道義，也逐漸成為內心自覺的選擇。到了一定的境界，人不再需要處處用外在的規矩約束自己，因為自己的內心已經能夠自然地合乎道義。
這正是「從心所欲，不逾矩」所展示的境界。
真正的修養，不是讓人越來越受到束縛，而是讓人越來越不受私慾的束縛。
如此看來，克己不是修養的最終目的，而是修養過程中必須經歷的工夫。它所指向的，不是一個處處謹小慎微、唯恐犯錯的人，而是一個內心端正、德性充實，能夠自然而然依道義而行的人。
而這條道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還有著更深遠的意義。
儒家從仁義禮樂入手，教人在日常生活中修養自身；道家則更鮮明地講返樸歸真，追求與道相合的生命境界。《道德經》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這裏的「損」，可以理解為不斷減去那些妨礙人與道相合的人為造作與執著。《莊子》則以「真人」描繪超越世俗執著、與道相合的理想境界。
孔子講「克己」，老子講「損之又損」，兩者雖然思想背景和具體內涵不同，卻都提醒人不要被私慾所支配。古人有時以「外儒內道」概括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種人生取向：人在世間遵循仁義禮節，承擔自己的責任，在內心又不以功名利祿為生命的最終歸宿，而是不斷修養自己，追求更高的境界。
而在儒家自身的思想發展中，修身與天道之間的關係也得到進一步闡發。《孟子·盡心上》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人在認識自己的內心、涵養自己的本性時，也是在走向對天道的體悟。
這樣看來，中國古人為什麼如此重視做人，也就有了更深一層的解釋。做人，不只是為了在人間做一個好人。通過不斷克制私慾、涵養仁德、端正言行，人也在不斷提升自身的生命境界。當人的內心與行為逐漸趨於一致，能夠自然而然地遵循道義時，禮便不再只是外在的規範，而成為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德性。
從中國傳統修鍊文化的角度來看，這正是一條由修身而向道的道路。
理解了孔子修身之道的這一層含義，再回過頭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運動，便會發現一種令人深思的反差。
在當年的政治批判中，「克己復禮」被解釋為孔子企圖恢復舊有社會制度、維護舊統治秩序的政治主張，又被用來影射現實政治中的所謂「復辟」。孔子確實推崇周禮，也有恢復禮樂秩序的政治理想，這是他思想的歷史背景。但如果將「克己復禮」全部歸結為政治上的復古與復辟，便無法解釋顏淵為什麼向孔子問「仁」，也無法解釋孔子為什麼回答「為仁由己」，更無法理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指向的個人修養。
孔子所講的「克己」，是要求人向內反省自己，修正自己的言行。而在當年的政治運動中，人們接受的卻往往是另一種訓練：尋找別人思想上的錯誤，把別人作為批判的對象。一個是向內修己，一個是向外批人，兩者所指向的方向，幾乎恰恰相反。
對於當時的小學生來說，我們自然沒有能力分辨其中的差別。甚至許多年以後，如果沒有機會重新閱讀《論語》，一個人也可能始終不知道，那句從小被要求批判的話，原來講的是這樣一番道理。
當一種文化只能通過政治口號來認識時，人們所失去的，究竟是什麼？失去的恐怕不只是幾個古代詞語的本義，還有理解自己民族傳統文化和思想的一條道路。
兩千多年前，顏淵向孔子請教什麼是仁。孔子告訴他：「克己復禮為仁。」顏淵聽了，並沒有覺得自己已經明白一切，而是恭敬地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意思是，我雖然不夠聰敏，也願意照著老師的話去做。
兩千多年後，當年那個在政治運動中反覆聽到「克己復禮」、卻不明白它究竟是什麼意思的孩子，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修鍊人生之後，重新打開了《論語》。
時光流轉，世事滄桑。當年的師生早已遠去，但那場關於怎樣做人的對話，並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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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孔子的回答，始終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