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两千多年的对话：“克己复礼”在讲什么？
文：躬行 来源:正见网
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来说，“克己复礼”这四个字，也许有着一种特别的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共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时，我还在上小学。那时候，学校里也在批判孔子，“克己复礼”是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年幼的我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孔子的“反动思想”，是必须批判的东西。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四个字却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政治口号渐渐远去，而“克己复礼”却没有随之消失。直到后来，走上法轮功修炼之路，在师父的开示下，我才开始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随着修炼的深入，渐渐发现，那些曾经听过却不明白的古老话语，原来蕴含着如此深刻的修身之道。童年时那句令人不解的“克己复礼”，也再次浮现在心头。
孔子究竟在讲什么？为什么一句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话，会在二十世纪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它原本要告诉人的，究竟是什么道理？
带着这样的疑问重新打开《论语》，才发现两千多年前，孔子与弟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原来与今天的我们仍有着如此深切的联系。
“克己复礼”出自《论语·颜渊》。有一天，孔子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颜渊，向老师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接着问，具体应该怎样做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把这段对话连起来读，就会发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颜渊问的不是怎样治理国家，也不是怎样恢复某种政治制度，而是一个人怎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告诉他，要约束自己不合乎礼的欲望与行为，使自己的言行归于礼。一个人能不能做到仁，首先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别人。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为仁由己”。孔子把修养的起点放在了人自身。
人在生活中，往往容易看见别人的过错，却不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常常先想到外界如何不公、别人如何不好。但孔子教导学生时，并没有让他先去要求别人，而是让他从自己的视、听、言、动做起。一个人看到什么、听进什么、说出什么、做出什么，都与他的内心有关。所谓修养，不是挂在嘴边的道理，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动之中。
如果只从字面理解，“克己”似乎有些严厉，仿佛要一个人压抑自己，甚至否定自己。但孔子所说的“克己”，并不是要消灭人的正常情感。人有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愿望，也有自己的好恶，这些本来就是人的自然情感。一个有修养的人，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人，更不是遇到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的人。问题在于，人能不能主宰自己的情感，而不是反过来被情感所支配。
一个人受到委屈，难免生气，但是否就可以因为生气而不分是非地伤害别人？一个人希望得到利益，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否可以为了利益而不顾道义？这些才是“克己”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克制的不是人的正常情感，而是那些使人偏离道义的私欲与冲动。
《论语》中还有一句话：“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遇事先反省自己，小人则常常向外要求别人。这与“为仁由己”所表达的精神是一致的。克己不是要使人失去自我，而是使人能够真正主宰自己。
那么，“复礼”又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原有的礼乐秩序逐渐瓦解。孔子十分推崇西周礼乐文明，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此，他所讲的礼，确实包含当时社会制度、身份关系与政治秩序的内容。但如果认为礼仅仅是一套等级制度，恐怕又把它看窄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礼所涉及的范围远比今天所说的礼貌、礼节宽广。子女怎样对待父母，朋友怎样彼此相处，人在不同场合怎样说话行事，面对利益怎样取舍，都与礼有关。这些规范的背后，是希望人在与他人相处时，懂得尊重、责任与分寸。
《礼记·乐记》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古人将礼与天地的秩序联系起来。四时运行，寒暑交替，万物依时而生。人在天地之间生活，也需要有一定的秩序，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
不过，外在的秩序还不是礼的全部。孔子曾经反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即使把礼仪做得十分周全，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见，礼必须有内在的仁德作为根本，否则就可能只剩下空洞的形式。
由此再看“克己复礼”，便会发现两者原本是连在一起的。克己，是从内心修正自己；复礼，是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义与分寸。内心有仁，行为有礼，两者相互贯通，才是孔子所重视的修养。
不过，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人的修养？难道只是因为社会需要有规矩、有道德的人吗？
如果仅仅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去理解，恐怕还没有触及中国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深处。
中国古代思想并不把天、地、人看成彼此隔绝的存在。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不仅依赖天地而生，也需要认识自己应当遵循的道。《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这一儒家思想脉络中，人的本性与天命相联系，教育与修养也因此有了超越知识传授和行为规范的意义。
孔子讲“学而时习之”，学习便不只是读书识字，还要将所学的道理落实在自己的言行之中。学了仁义，就要在待人处世中实践仁义；明白了礼，就要在生活中依礼而行。人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反省自己、修正自己，内心也随之发生改变。
《论语》中还有一段孔子回顾自己一生学习历程的话，如果与“克己复礼”放在一起读，尤其耐人寻味。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显然不只是随着年龄增长，知识越来越丰富的过程。从十五岁立志于学，到五十知天命，再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所描述的，也是一个人学问、德性与人生境界不断成熟的历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与“克己复礼”，乍看似乎有些矛盾。既然要克己，为什么最后又可以从心所欲？
其实，正是在这两句话之间，蕴含着孔子修身之道的深意。
人在修养之初，往往还会受到私欲、情绪和执著的影响，因此需要时时提醒自己，克制不合道义的念头与行为。但随着修养不断深入，人的内心也在发生变化。原来需要勉强克制的私欲，逐渐不再那么强烈；原来需要时时提醒自己遵守的道义，也逐渐成为内心自觉的选择。到了一定的境界，人不再需要处处用外在的规矩约束自己，因为自己的内心已经能够自然地合乎道义。
这正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所展示的境界。
真正的修养，不是让人越来越受到束缚，而是让人越来越不受私欲的束缚。
如此看来，克己不是修养的最终目的，而是修养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工夫。它所指向的，不是一个处处谨小慎微、唯恐犯错的人，而是一个内心端正、德性充实，能够自然而然依道义而行的人。
而这条道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儒家从仁义礼乐入手，教人在日常生活中修养自身；道家则更鲜明地讲返朴归真，追求与道相合的生命境界。《道德经》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里的“损”，可以理解为不断减去那些妨碍人与道相合的人为造作与执著。《庄子》则以“真人”描绘超越世俗执著、与道相合的理想境界。
孔子讲“克己”，老子讲“损之又损”，两者虽然思想背景和具体内涵不同，却都提醒人不要被私欲所支配。古人有时以“外儒内道”概括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种人生取向：人在世间遵循仁义礼节，承担自己的责任，在内心又不以功名利禄为生命的最终归宿，而是不断修养自己，追求更高的境界。
而在儒家自身的思想发展中，修身与天道之间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阐发。《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在认识自己的内心、涵养自己的本性时，也是在走向对天道的体悟。
这样看来，中国古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做人，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解释。做人，不只是为了在人间做一个好人。通过不断克制私欲、涵养仁德、端正言行，人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生命境界。当人的内心与行为逐渐趋于一致，能够自然而然地遵循道义时，礼便不再只是外在的规范，而成为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德性。
从中国传统修炼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正是一条由修身而向道的道路。
理解了孔子修身之道的这一层含义，再回过头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便会发现一种令人深思的反差。
在当年的政治批判中，“克己复礼”被解释为孔子企图恢复旧有社会制度、维护旧统治秩序的政治主张，又被用来影射现实政治中的所谓“复辟”。孔子确实推崇周礼，也有恢复礼乐秩序的政治理想，这是他思想的历史背景。但如果将“克己复礼”全部归结为政治上的复古与复辟，便无法解释颜渊为什么向孔子问“仁”，也无法解释孔子为什么回答“为仁由己”，更无法理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指向的个人修养。
孔子所讲的“克己”，是要求人向内反省自己，修正自己的言行。而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人们接受的却往往是另一种训练：寻找别人思想上的错误，把别人作为批判的对象。一个是向内修己，一个是向外批人，两者所指向的方向，几乎恰恰相反。
对于当时的小学生来说，我们自然没有能力分辨其中的差别。甚至许多年以后，如果没有机会重新阅读《论语》，一个人也可能始终不知道，那句从小被要求批判的话，原来讲的是这样一番道理。
当一种文化只能通过政治口号来认识时，人们所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失去的恐怕不只是几个古代词语的本义，还有理解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和思想的一条道路。
两千多年前，颜渊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听了，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一切，而是恭敬地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意思是，我虽然不够聪敏，也愿意照着老师的话去做。
两千多年后，当年那个在政治运动中反复听到“克己复礼”、却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的孩子，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修炼人生之后，重新打开了《论语》。
时光流转，世事沧桑。当年的师生早已远去，但那场关于怎样做人的对话，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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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孔子的回答，始终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