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華文化如何遭到誤讀 變成「治世為本」
文: 明簡，來源：明慧網
《真正的中華文化並非圍繞著政治》一文介紹了：中華文化是以回天為本的。即使中華文化當中的治世那一部分，其實也是以回天為本的，貫穿著由「回天」所決定的價值觀、是非標準和治國理念等等。
本文介紹中華文化如何從「回天為本」，由於遭到誤讀，似乎變成了「治世為本」。
一、唐代以前的中華文化，保持了「回天為本」的本色
中國文化的發展，至春秋戰國出現百家爭鳴，是對歷史文化的一次大規模總結、開拓和轉折。然後至漢代，確定了以儒學為主導、包容其他各家的社會文化和教育模式。東漢時期儒學走向鼎盛。與此同時佛教傳入、走向繁榮。而道家也在原本黃老之學的基礎上，又開創了道教並逐步繁榮。所以漢唐期間逐漸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交相輝映、共同支撐的總體格局。至唐代尤其貞觀、開元年間，中華文化兼收並蓄，氣勢磅礴，吸引萬邦來朝，皆以中華為宗。這是中華文化的頂峰時刻。
在唐代以前的中華文化，保持了「回天為本」的本色。也就是至唐代之前，中華文化完整繼承了黃帝時期所確定的文化立場：以回天為本，統帥治世之學。
二、黃帝時期所確定的文化立場是，以回天為本、統帥治世之學
這一點在《莊子》〈在宥〉記載的一個故事中，展現的非常清楚。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於是帶領百官隨從去崆峒山拜訪廣成子。黃帝恭恭敬敬地請問：「聽說，我的先生您，通達于至道（最高的道）。敢問至道的精要是什麼？我想要取天地的精華，來幫助五穀生長，用來養育人民大眾。我還想管理天地之間的陰陽二氣，來滿足各種生命的需要。怎麼辦？」好一個嘔心瀝血為人民的天子！
不料，廣成子對黃帝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廣成子說：「你所要請問的（至道精要），那是最核心的東西。你所要管理的（天地精華、陰陽二氣），那是最末端的東西。」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文化環境之下，黃帝經常聽有道之士講「道」，所以參拜廣成子的時候嘴上所最重視的是至道之精要；可是黃帝在實質思想境界上所真正重視的，卻是末節末端的東西。
廣成子又說：「自從你治理天下以來，雲氣還沒有等到聚攏就會下雨，草木還沒有等到發黃就會落葉，太陽和月亮的光芒越來越暗淡不明了。而且那些聰明能言、謀求利益的人心都變得蠢蠢欲動。你這樣治理天下，怎麼能夠告訴你至道？」廣成子在這裏指出了，黃帝重視從物質利益和生活便利方面來滿足人民、以此作為治國方針，從而對自然環境和社會人心造成的損害。
黃帝內心受到了極大震動。他離開廣成子之後，放下管理天下的事務，專門建造了一處靜室，在地面鋪上潔白的茅根（這是給神獻祭、擺放貢品使用的墊子），放下一切心，齋戒了三個月，然後再次前往希望得到廣成子的指教。
廣成子正在頭朝南方睡覺。黃帝選擇下風處跪下，膝行爬到廣成子的附近。看到廣成子醒來，就再拜稽首，恭敬請問：「聽說，我的先生您，通達于至道。敢問調節身心，如何能夠達到生命長久？」廣成子聽后馬上起身，說：「問的好啊！來，我告訴你至道。……」
《莊子》此處的記載，明確展現了上古時期中華文化的基本態度。這個態度放到今天、放到世界任何人身上仍然適用：財富再多，都是身外之物；物質的享受無論多麼豐富，都沒有盡頭；只有身心的安寧、生命的久遠，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所以在中華文化當中，回天、修鍊，安寧身心、達到生命的久遠，那是高於追求物阜民豐的；當然也就更高於追求自我的財富積累了。
黃帝給後人留下的，包括修鍊文化以及治世文化，都是建立在這個價值立場之上。黃帝所留下的治世之學，也是建立在這個價值觀統帥的基礎之上。
三、漢唐儒學繼承了上古確立的禮樂治世、調節性情的文化立場
漢唐時期的儒學繼承了在黃帝時期所確立的這種文化立場。漢唐儒學總體上是章句之學，也就是對孔子所傳之各種經典的闡釋。在這些解釋中，尤其是在《禮記》中，明確繼承了上古確立的禮樂治世、調節性情的文化立場。
為此先要說一下禮的來源。禮來源於神的啟示與人的本性，是兩方面的結合。在神啟示給人類的時候，不但規範了人應當如何祭祀鬼神（鬼指祖先去世之後的生命狀態，神指更高境界的神祇神明），而且還規定了人與人之間各種類型的關係。
其次就要說一下禮的作用。因為禮是主要由神的啟示而形成，所以他主要呼應於人類生命的內在、高層部分，而不是主要呼應於人類生命的表面、低層部分。因為人類生命是內外表裡、高低銜接、多方面共同構成的完整系統，所以人既可以「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也需要採取飲食男女的生活和繁衍方式，在其中「人之大欲存焉」。禮能夠提攜人的心性、生命當中比較高的部分。
然後就要說一下樂的作用與來源。如果只有禮，那麼人生命中相對低的、表面的那部分就會被壓抑，進入病態。所以神、上古聖王就給人類創造了樂。樂可以引導、抒發並且歸正人的各層生命要素，使表面情感和生命因素也能與禮配合，從而進入一種整體和諧的生命狀態。樂的構成是怎樣的？上古的樂不僅是音樂，而且包括身體的舞動，後代將其統稱為樂舞。禮與樂舞相互配合，既包括吟唱、也包括樂器的伴奏和引領，統稱禮樂。
那麼總結一下，禮樂為什麼而產生？目的何在？那是神為了提攜人類生命中相對更高的那部分，同時使人類保持生命整體的和諧與延續。其實禮樂的出現，是由於神對人類的真正慈悲、慈愛。假如沒有這種禮樂的提攜與作用，完全放任人類自流，那麼人就很容易陷入表面生命因素和低級趣味的作用之下、難以自拔。同時也難以維持人類的道德，無法保持人的本質。這樣的「人」，在神看來將與禽獸無異，那麼就會遭致被毀滅的災難。所以禮樂的作用也是為了防止生命的混亂與墮落。
漢唐儒學中關於禮樂作用的以上理論是建立在人性學說基礎上，以性情等古代範疇作為表達方式的。其實是針對普遍所有人的。這就是其漢唐儒學的理論完整繼承了中華上古「以人為本」的立場。只不過中華上古對「人」的理解，與現代文化對「人」的理解不同。
上古中華對「人」的理解，反映在漢唐時期所固定筆畫的漢字「人」中，是「自上起筆，劃出一撇，中間接上一捺」，也就是「在起始處不分陰陽，至下端則分列左陽右陰；起始處與左陽通為一筆；右陰自中間產生，作為附帶接續、但又不可缺失，否則不成人字」。
這個字形的涵義，所表達的生命實相，就是「天命之謂性乃是生命的根源（是為起始處和左陽），得到人身之後與表面的生命因素（乃是右陰）合為一體」。上古中華文化的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生命的本源為根本、以陰陽合體的生命整體為基礎，以回天、回歸為價值指向。漢唐儒學實質上完整繼承了這種價值指向。
四、宋代以後中華文化不斷遭到破壞、從而發生對傳統的背離
在漢唐之際的知識分子，大多一邊學習儒學，同時經常出入于道家或者佛家，人們都感覺這樣沒有什麼不妥。儒、道、佛三家構成中國人的思想框架，相互包容、相互支撐。人們在其中既可以遵照儒家之學從事修身治國的繁忙事業，也可以在佛道的啟示之中追尋到生命走向永恆的光輝。一方面是儒家的入世，另一方面是佛道的出世，兩方面都可以採納，沒有矛盾。
這種情況在宋代以後發生的宋明理學中，就被當成一種需要解決的問題。其實宋明理學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一些儒學學者想要重振儒學。他們感覺到，在漢魏之後道教、佛教大興，談玄論道成為時尚，而儒學卻比較沒落。所以宋明理學就以一種排斥佛道的立場出現。為了能夠達到排斥佛道的效果，宋明的許多理學家各自提出一些關於宇宙生成、心物本體的理論，它們可以用來代替佛教、道家的相應部分，從而讓儒生不必學習佛經和道經，就能夠對這些問題有一些基本的答案。
「宋明理學家」其實包括綿延幾百年的許許多多學者，這些學者都很明確的是想要為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做出巨大的貢獻。但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採取排斥佛、道的立場。這個立場在實質上，是在拆解中華文化由儒、道、佛三家共同構成、相互支撐的框架結構。
在此必須說明一個問題：如果只有儒學一家，那是不能支撐起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原本框架、價值體系的。
中國文化在黃帝時期就建立了以回天為指向的價值系統。後代分裂出來的儒家雖然只是承擔治世的這個範圍，可是儒道互補、儒道佛交相輝映的文化結構體系，導致儒家在其理論中還可以呼應上古建立的回天價值系統。兼修儒道佛的知識分子既可以理解，也可以親身感受這種呼應關係。但是如果只有儒學一家，那麼就必然只能把思想局限在治世的範圍內，就無法與回天的價值系統形成呼應；因為在獨儒一家的思想框架中，根本不存在「回天」這件事。這導致宋代以後，人們不太能夠真正理解漢唐之際所流傳的五經。
舉個例子說，南朝周興嗣作《千字文》，其中有「樂殊貴賤，禮別尊卑」這一句，是建立在對《禮記》等的理解基礎上。在唐朝以前的人看來，禮樂是為了調節人的性情的，所以「殊貴賤、別尊卑」就是調節性情當中的一部分。
人有六道輪迴，前生的善惡決定了此生的貴賤尊卑，而禮樂也要與這種結果相對應。而且，回天才是生命最根本的理想，也是治世所需要呼應的去向，所以禮樂要調節所有人的性情，包括尊者、卑者、貴者、賤者，都要使他們走向回歸、和諧、平衡、向上。這是唐代之前人們的認識方式。
但是在宋代以後，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完全局限在宋明理學之中、完全把佛道視為異端予以排斥，那麼就沒有「回天」這個思想模式。所以其所理解的「樂殊貴賤、禮別尊卑」，就會變成「禮樂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區分尊卑貴賤」。在這個過程中，儒學的經典本身沒有發生變化。只是，由於宋明儒學採取了排斥佛道的立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由於宋明理學在宋代至清末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所以導致人們對儒學經典的理解發生了變化。
由於這種理解的變化、難以自圓其說，個別的理學家對於儒學的原始經典也做了一些公開改動。
導致中華文化遭到破壞的因素，其實並不只是宋明理學的局限性。自上古以來，目前有記錄的是自春秋時期以來，神就通過各種方式給中國人展現預言、讖緯的準確性，讓人們既理解神的存在，也懂得「歷史其實是被神、上天安排的」這個真相。但是許多人反過來利用讖緯達到自己對利益的追求，有的偽造預言，有的胡亂解釋。這導致在宋朝時宋太祖下令禁止讖緯。由於各種因素，在宋代之後人們對神的敬意越來越不純粹、越來越淡薄，越來越多的直接依賴制度解決問題。
制度與精神是人類社會維持平衡的兩類要素，都不可缺少。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可是，當人們對神的存在越來越不相信、越來越不敢相信的時候，就會越來越少的依賴人們的良知、精神來維持社會的平衡。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宋代建立重文抑武的國家體制，難道就不懂得這樣會導致國家軍事衰弱？他們當然懂，但是不得不如此。
在這個時候，社會的文化也會發生一種變化。以儒學為主體的社會文化，在當時就是宋明儒學，需要給當下的制度提供「合理性」。所以，宋明之後的儒家文化就忘記了歷史上原本的「回天」價值體系，而代之以一種「區分尊卑貴賤」的體系。這就是現代人所說的政治。儒學要為這種政治、階層差異的合理性提供依據和緩衝。所以尤其在宋明以後，人們就越來越多的感覺到，似乎中華文化就是圍繞著政治服務的。
這不是說中華文化本來如此。而是說，在唐代之前中華文化雖然包含著政治，但文化本身是以回天為價值指向的；這些價值指向的部分，在宋明之後人們變的不能理解，所以就看不到了，似乎不存在了。而宋明之後，中華文化確實是越來越多的具有圍繞政治的因素，而且越來越嚴重。這也是一個事實。
但是當時人們不把這個稱為「政治」。在宋元明清時期的知識分子眼中，認為「天尊地卑」是正常的道理，那麼在人間的階層劃分也是正常的。所以他們把這些稱為「治世」。當時的人們認為儒學就是以「治世為本」，現代人才把它稱為「圍繞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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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治世為本」或者「圍繞著政治」這句話，並不足以概括宋明以後中華文化的全貌。雖然此時圍繞政治的因素越來越多、越來越濃，但是中華文化之中仍然以回天為本的因素依然有著頑強的生命力。關於這個方面，以後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