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华文化如何遭到误读 变成“治世为本”
文: 明简，来源：明慧网
《真正的中华文化并非围绕着政治》一文介绍了：中华文化是以回天为本的。即使中华文化当中的治世那一部分，其实也是以回天为本的，贯穿着由“回天”所决定的价值观、是非标准和治国理念等等。
本文介绍中华文化如何从“回天为本”，由于遭到误读，似乎变成了“治世为本”。
一、唐代以前的中华文化，保持了“回天为本”的本色
中国文化的发展，至春秋战国出现百家争鸣，是对历史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总结、开拓和转折。然后至汉代，确定了以儒学为主导、包容其他各家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模式。东汉时期儒学走向鼎盛。与此同时佛教传入、走向繁荣。而道家也在原本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又开创了道教并逐步繁荣。所以汉唐期间逐渐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交相辉映、共同支撑的总体格局。至唐代尤其贞观、开元年间，中华文化兼收并蓄，气势磅礴，吸引万邦来朝，皆以中华为宗。这是中华文化的顶峰时刻。
在唐代以前的中华文化，保持了“回天为本”的本色。也就是至唐代之前，中华文化完整继承了黄帝时期所确定的文化立场：以回天为本，统帅治世之学。
二、黄帝时期所确定的文化立场是，以回天为本、统帅治世之学
这一点在《庄子》〈在宥〉记载的一个故事中，展现的非常清楚。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于是带领百官随从去崆峒山拜访广成子。黄帝恭恭敬敬地请问：“听说，我的先生您，通达于至道（最高的道）。敢问至道的精要是什么？我想要取天地的精华，来帮助五谷生长，用来养育人民大众。我还想管理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来满足各种生命的需要。怎么办？”好一个呕心沥血为人民的天子！
不料，广成子对黄帝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广成子说：“你所要请问的（至道精要），那是最核心的东西。你所要管理的（天地精华、阴阳二气），那是最末端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之下，黄帝经常听有道之士讲“道”，所以参拜广成子的时候嘴上所最重视的是至道之精要；可是黄帝在实质思想境界上所真正重视的，却是末节末端的东西。
广成子又说：“自从你治理天下以来，云气还没有等到聚拢就会下雨，草木还没有等到发黄就会落叶，太阳和月亮的光芒越来越暗淡不明了。而且那些聪明能言、谋求利益的人心都变得蠢蠢欲动。你这样治理天下，怎么能够告诉你至道？”广成子在这里指出了，黄帝重视从物质利益和生活便利方面来满足人民、以此作为治国方针，从而对自然环境和社会人心造成的损害。
黄帝内心受到了极大震动。他离开广成子之后，放下管理天下的事务，专门建造了一处静室，在地面铺上洁白的茅根（这是给神献祭、摆放贡品使用的垫子），放下一切心，斋戒了三个月，然后再次前往希望得到广成子的指教。
广成子正在头朝南方睡觉。黄帝选择下风处跪下，膝行爬到广成子的附近。看到广成子醒来，就再拜稽首，恭敬请问：“听说，我的先生您，通达于至道。敢问调节身心，如何能够达到生命长久？”广成子听后马上起身，说：“问的好啊！来，我告诉你至道。……”
《庄子》此处的记载，明确展现了上古时期中华文化的基本态度。这个态度放到今天、放到世界任何人身上仍然适用：财富再多，都是身外之物；物质的享受无论多么丰富，都没有尽头；只有身心的安宁、生命的久远，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在中华文化当中，回天、修炼，安宁身心、达到生命的久远，那是高于追求物阜民丰的；当然也就更高于追求自我的财富积累了。
黄帝给后人留下的，包括修炼文化以及治世文化，都是建立在这个价值立场之上。黄帝所留下的治世之学，也是建立在这个价值观统帅的基础之上。
三、汉唐儒学继承了上古确立的礼乐治世、调节性情的文化立场
汉唐时期的儒学继承了在黄帝时期所确立的这种文化立场。汉唐儒学总体上是章句之学，也就是对孔子所传之各种经典的阐释。在这些解释中，尤其是在《礼记》中，明确继承了上古确立的礼乐治世、调节性情的文化立场。
为此先要说一下礼的来源。礼来源于神的启示与人的本性，是两方面的结合。在神启示给人类的时候，不但规范了人应当如何祭祀鬼神（鬼指祖先去世之后的生命状态，神指更高境界的神祇神明），而且还规定了人与人之间各种类型的关系。
其次就要说一下礼的作用。因为礼是主要由神的启示而形成，所以他主要呼应于人类生命的内在、高层部分，而不是主要呼应于人类生命的表面、低层部分。因为人类生命是内外表里、高低衔接、多方面共同构成的完整系统，所以人既可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也需要采取饮食男女的生活和繁衍方式，在其中“人之大欲存焉”。礼能够提携人的心性、生命当中比较高的部分。
然后就要说一下乐的作用与来源。如果只有礼，那么人生命中相对低的、表面的那部分就会被压抑，进入病态。所以神、上古圣王就给人类创造了乐。乐可以引导、抒发并且归正人的各层生命要素，使表面情感和生命因素也能与礼配合，从而进入一种整体和谐的生命状态。乐的构成是怎样的？上古的乐不仅是音乐，而且包括身体的舞动，后代将其统称为乐舞。礼与乐舞相互配合，既包括吟唱、也包括乐器的伴奏和引领，统称礼乐。
那么总结一下，礼乐为什么而产生？目的何在？那是神为了提携人类生命中相对更高的那部分，同时使人类保持生命整体的和谐与延续。其实礼乐的出现，是由于神对人类的真正慈悲、慈爱。假如没有这种礼乐的提携与作用，完全放任人类自流，那么人就很容易陷入表面生命因素和低级趣味的作用之下、难以自拔。同时也难以维持人类的道德，无法保持人的本质。这样的“人”，在神看来将与禽兽无异，那么就会遭致被毁灭的灾难。所以礼乐的作用也是为了防止生命的混乱与堕落。
汉唐儒学中关于礼乐作用的以上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学说基础上，以性情等古代范畴作为表达方式的。其实是针对普遍所有人的。这就是其汉唐儒学的理论完整继承了中华上古“以人为本”的立场。只不过中华上古对“人”的理解，与现代文化对“人”的理解不同。
上古中华对“人”的理解，反映在汉唐时期所固定笔画的汉字“人”中，是“自上起笔，划出一撇，中间接上一捺”，也就是“在起始处不分阴阳，至下端则分列左阳右阴；起始处与左阳通为一笔；右阴自中间产生，作为附带接续、但又不可缺失，否则不成人字”。
这个字形的涵义，所表达的生命实相，就是“天命之谓性乃是生命的根源（是为起始处和左阳），得到人身之后与表面的生命因素（乃是右阴）合为一体”。上古中华文化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生命的本源为根本、以阴阳合体的生命整体为基础，以回天、回归为价值指向。汉唐儒学实质上完整继承了这种价值指向。
四、宋代以后中华文化不断遭到破坏、从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
在汉唐之际的知识分子，大多一边学习儒学，同时经常出入于道家或者佛家，人们都感觉这样没有什么不妥。儒、道、佛三家构成中国人的思想框架，相互包容、相互支撑。人们在其中既可以遵照儒家之学从事修身治国的繁忙事业，也可以在佛道的启示之中追寻到生命走向永恒的光辉。一方面是儒家的入世，另一方面是佛道的出世，两方面都可以采纳，没有矛盾。
这种情况在宋代以后发生的宋明理学中，就被当成一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宋明理学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儒学学者想要重振儒学。他们感觉到，在汉魏之后道教、佛教大兴，谈玄论道成为时尚，而儒学却比较没落。所以宋明理学就以一种排斥佛道的立场出现。为了能够达到排斥佛道的效果，宋明的许多理学家各自提出一些关于宇宙生成、心物本体的理论，它们可以用来代替佛教、道家的相应部分，从而让儒生不必学习佛经和道经，就能够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基本的答案。
“宋明理学家”其实包括绵延几百年的许许多多学者，这些学者都很明确的是想要为中华文明【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采取排斥佛、道的立场。这个立场在实质上，是在拆解中华文化由儒、道、佛三家共同构成、相互支撑的框架结构。
在此必须说明一个问题：如果只有儒学一家，那是不能支撑起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原本框架、价值体系的。
中国文化在黄帝时期就建立了以回天为指向的价值系统。后代分裂出来的儒家虽然只是承担治世的这个范围，可是儒道互补、儒道佛交相辉映的文化结构体系，导致儒家在其理论中还可以呼应上古建立的回天价值系统。兼修儒道佛的知识分子既可以理解，也可以亲身感受这种呼应关系。但是如果只有儒学一家，那么就必然只能把思想局限在治世的范围内，就无法与回天的价值系统形成呼应；因为在独儒一家的思想框架中，根本不存在“回天”这件事。这导致宋代以后，人们不太能够真正理解汉唐之际所流传的五经。
举个例子说，南朝周兴嗣作《千字文》，其中有“乐殊贵贱，礼别尊卑”这一句，是建立在对《礼记》等的理解基础上。在唐朝以前的人看来，礼乐是为了调节人的性情的，所以“殊贵贱、别尊卑”就是调节性情当中的一部分。
人有六道轮回，前生的善恶决定了此生的贵贱尊卑，而礼乐也要与这种结果相对应。而且，回天才是生命最根本的理想，也是治世所需要呼应的去向，所以礼乐要调节所有人的性情，包括尊者、卑者、贵者、贱者，都要使他们走向回归、和谐、平衡、向上。这是唐代之前人们的认识方式。
但是在宋代以后，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完全局限在宋明理学之中、完全把佛道视为异端予以排斥，那么就没有“回天”这个思想模式。所以其所理解的“乐殊贵贱、礼别尊卑”，就会变成“礼乐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区分尊卑贵贱”。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的经典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宋明儒学采取了排斥佛道的立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由于宋明理学在宋代至清末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所以导致人们对儒学经典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由于这种理解的变化、难以自圆其说，个别的理学家对于儒学的原始经典也做了一些公开改动。
导致中华文化遭到破坏的因素，其实并不只是宋明理学的局限性。自上古以来，目前有记录的是自春秋时期以来，神就通过各种方式给中国人展现预言、谶纬的准确性，让人们既理解神的存在，也懂得“历史其实是被神、上天安排的”这个真相。但是许多人反过来利用谶纬达到自己对利益的追求，有的伪造预言，有的胡乱解释。这导致在宋朝时宋太祖下令禁止谶纬。由于各种因素，在宋代之后人们对神的敬意越来越不纯粹、越来越淡薄，越来越多的直接依赖制度解决问题。
制度与精神是人类社会维持平衡的两类要素，都不可缺少。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当人们对神的存在越来越不相信、越来越不敢相信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的依赖人们的良知、精神来维持社会的平衡。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宋代建立重文抑武的国家体制，难道就不懂得这样会导致国家军事衰弱？他们当然懂，但是不得不如此。
在这个时候，社会的文化也会发生一种变化。以儒学为主体的社会文化，在当时就是宋明儒学，需要给当下的制度提供“合理性”。所以，宋明之后的儒家文化就忘记了历史上原本的“回天”价值体系，而代之以一种“区分尊卑贵贱”的体系。这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政治。儒学要为这种政治、阶层差异的合理性提供依据和缓冲。所以尤其在宋明以后，人们就越来越多的感觉到，似乎中华文化就是围绕着政治服务的。
这不是说中华文化本来如此。而是说，在唐代之前中华文化虽然包含着政治，但文化本身是以回天为价值指向的；这些价值指向的部分，在宋明之后人们变的不能理解，所以就看不到了，似乎不存在了。而宋明之后，中华文化确实是越来越多的具有围绕政治的因素，而且越来越严重。这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当时人们不把这个称为“政治”。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眼中，认为“天尊地卑”是正常的道理，那么在人间的阶层划分也是正常的。所以他们把这些称为“治世”。当时的人们认为儒学就是以“治世为本”，现代人才把它称为“围绕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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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治世为本”或者“围绕着政治”这句话，并不足以概括宋明以后中华文化的全貌。虽然此时围绕政治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浓，但是中华文化之中仍然以回天为本的因素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关于这个方面，以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