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翰萃真（22）：「為生民立道」與道不遠人的「行其素」 於何南轅北轍？
文：王舍微
「為生民立道」一句出自北宋張載（公元1020年—1077年）的橫渠「四為」語錄。在歷史上卻有兩種版本。
一是源自南宋朱熹和呂祖謙編纂的《近思錄》（卷二）；《諸儒鳴道》之《橫渠語錄》；南宋末吳堅刻本《張子語錄》以及明版《張子全書》所載，其文曰：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另一版本則出自清代《宋元學案》卷十七《橫渠學案上》黃百家案語，文曰：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兩種版本的重要的文字差別出現在第二句：前一個版本作「為生民立道」，后一版本則作「為生民立命」。後世學者考證認為，宋、明各本所傳當為原文，《宋元學案》所引則經過後人潤色，但其流傳較廣，已是當今較多引用的表達句式。
張載，生於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卒于神宗熙寧十年，是北宋時期重要的思想家，世稱橫渠先生，是關學創始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張載少年時就對兵法有濃厚的興趣，他向主持西北軍務的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上書，請求對西夏用兵。范仲淹認為張載將來可成大器，於是點撥他道：「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並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1]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三十七歲的張載赴汴京（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
多年後，熙寧變法之際，張載被宋神宗任命為崇文院校書，王安石曾向其詢問新政推行之事： 「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而張載卻說： 「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 張載門人呂大臨在《橫渠先生行狀》中如是記述，「執政（指王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張載因不贊同新政的施政措施，不久后即辭官歸故里。
張載回到橫渠故居后，「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後來會秦鳳帥呂大防在推薦張載時這樣評價：「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 [1]
在清代黃宗羲編撰、其子黃百家和弟子全祖望等續作完成的《宋元學案/橫渠學案》（卷十七，卷十八）中，彙集了諸儒對張載的眾多評價。後世尊稱為「西山先生」或「真西山」的南宋著名理學家真德秀這樣評價張載：「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全祖望在書中添加的按語是： 「橫渠先生勇於造道」；黃百家的按語為： 「其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詣為必可至，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嘗語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任之重如此。」 黃宗羲的按語說：「橫渠氣魄甚大，加以精苦之工，故其成就不同。伊川（注：程頤 ）謂其多迫切而少寬舒，考亭（注：朱熹的尊稱）謂其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此在橫渠已自知之。」
自宋代開始形成的 「新儒學」 ，不再象先秦時期注重先賢文章內容的註疏，而是著眼于探求先賢文本內容的大義，並結合佛老的元素，形成新的學說應用於現世之中。正如世稱「明道先生」 的宋代理學奠基者之一程顥（大程）所說：「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上（卷十七）》）」也就說，當時也都認識到尚不能與先賢的境界相比，但還是堅持要以孟子論述道德的部分為型態，融入佛道思想元素並加以本土化，同時又排斥其中的返本歸真內涵，構建一套新理論和獨特的儒學體系 。
張載在研讀《中庸》的同時，又研讀佛道兩家的經書多年，因為不能理解和接受佛家和道家的空無出世取向，又回到了儒家的六經， 「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 [1] 構建出「宇宙本源是氣」的宇宙觀和氣化生成理論體系，還寫下了《正蒙》《橫渠易說》《經學理窟》《張子語錄》等著作。他的一首《芭蕉》詩，體現出他 「勇於造道」的志懷：「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 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宋明諸儒將「為天地立心」視為士大夫的神聖使命。清代王心敬說：「吾輩須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闡往聖之絕詣，以正人心；達則開萬世之太平，以澤斯世。 (《司牧寶鑒序》)」 橫渠之「四為」雖然氣魄宏大、器識弘曠，卻是在「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價值取向上發展的器形更加厚重、堅硬而已，而與「形而上者謂之道」之趨於無形的價值取向南轅北轍。孔子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大意是古代的學者是為了提升自己，後來的學者是為他人開闢人世間的萬世太平基業等。到了末法末劫時期，人的自私、利慾之心愈重，往往趨於更片面的理解，對「為人」的解讀是為了顯示於人。
中國有句成語「行其素」，亦作「我行我素」，出自《禮記·中庸》：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意思是說，君子位處現在的位置上，就做他應該做的事，而不去羡慕本分外的事。一個人能夠不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或是受到他人的影響，仍然依照自己原有的主張去做事，那麼離道也就不遠了。
道本不遠人，人不可以「造道」，人以人心激昂、豪邁的作為表現離道甚遠。因為人類的返本歸真就是人心漸弱以致空無的過程，而人為構建的理論沒有使人提升的內涵和因素，只會是一種意識形態理論或政教理論，由此導致的偏離道的造業行為，反而會使得人類社會的問題增多，進而使得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下滑，也會造業引來相應的惡果。為何歷史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宋朝，最後的終局和退場那麼慘烈呢？
老子云：「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道德經》）」
這裏老子指出了人類社會從道、德發端向下的一層又一層的境界滑落層面。一旦滑落到較低的層面，便很難理解道的內涵中的層層理。在有為的仁、義、禮層面中的心態，也很難理解道和上德的無為狀態。自以為是的人，只能摸到道的虛華，而這恰恰是「愚之始」。「行其素」便是「處其厚」、「處其實」，並且「素其位而行」，不被那些貌似「道之華」的宏大理念、激揚器識所迷惑和帶動，那才是「志於道，據于德（《論語·述而》）」的返本歸真的價值方向。
註解：[1]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道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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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正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