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澗溯洄(3):「古之學者為己」與「尊德性而道問學」之為學異趣初探

2026年10月25日 18:41     評論»

文:王舍微 來源:正見網

在《·憲問》中說道:「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後人由此開來,給出了諸多的註疏和解讀。《論語註疏·憲問第十四》(三國何晏;北宋邢昺)中引用西漢經學家孔安國(孔子第十二世孫)的闡釋為:「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後漢書》作者、南朝史學家范曄(398年—445年)雲:「為人者馮(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在《論語集觧義疏· 論語憲問第十四疏》(卷七)中,南朝梁經學家皇侃(488年-545年)所作的義疏雲:「明今古有異也。古人所學,己未善故學先王之道,欲以自已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學,非復為補己之行闕,正是圖能勝人慾為人言己之美,非為己行不足也。」

漢代學者多以「覺」訓「學」。《》釋義:「斆,覺悟也。」《白虎通義·辟雍》也闡釋:「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廣雅·釋詁》亦將「學」與「、寣、」等字統釋為「覺」。那麼何謂「覺」呢?《說文解字》說「覺,寤也」,「悟,覺也」。徐灝《說文解字注箋》說:「覺之本義謂寐而有覺,故曰寤也。引申為覺悟之稱。

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志於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註疏· 述而第七》中何晏的註解為:「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 朱熹在《論語集注· 述而第七》中說:「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如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慾盡去而心德之全也。」

從古人的論述可以看出,「為己之學」的價值取向是執守德而慕道,這是因為道,看不見、摸不著;而德守之於內心,行為則不失中和。由此可見,古人的為學目標是道德的提升為主線,而並非世間的人類生活中的各方面的知識學習。然而,為學的認知取向隨著歷史的發展和人類社會思想境界的下滑也漸漸發生了演變,出現如孔子所說的古時的「為己」與當下的「為人」的不同的價值取方向,而且為學的目標、內涵和方式也發生了遷移和演變。

《禮記·中庸》闡釋:「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熹在《中庸章句》第二十七章中闡釋:「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慾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

在第二十章中又闡釋:【「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慾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

實際上,人行於世間最為要緊的一件事就是積德而不失德,這是人能夠的基礎,同時也是在人間之福分的來源。然而要想做到保持善良而積德,並非易事。世間的事本是由安排的,因緣錯綜複雜,人很難分清一件事的好壞。所以,人只能遵循常理而行,摒棄人心、人念的干擾,保持中正、中和的隨其自然。朱熹認為,只有達到聖人的境界方能做到「誠」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未至聖人境界者君子怎麼辦呢?則要通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的途徑,經過問學而達到。

歷史上,亦有許多關於「尊德性」與「道問學」的涵義與關係探討。漢代經學大師鄭玄的註解為:「德性,謂性之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禮記注》)既然「誠」是「天之道」,那就意味著,「誠」是人的天賦秉性。因此,將「德性」視為人與生俱來的天性。《禮記正義》里唐代的疏解為:「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行道由於問學,謂勤學乃致至誠也。」

孟子由孔子所說的「性相近」發展為「性善論」,荀子則從「習相遠」推導出「性惡論」。因此,荀子十分重視後天的學習,認為人之所以能夠為善,全都依靠於後天的努力,即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荀子倡導美化自身為目標,以「聞見之知」為特徵的「道問學」勤學至誠方式;這與孟子主張的保持和發揚人的固有善性為特徵的「尊德性」自然至誠方式開始出現走向上的分野。這也是「為人之學」的萌生之始。

關於「尊德性」與「道問學」孰重孰輕的爭論,在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之間演變成為方法論上的兩分。在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舉行的「鵝湖會」上 ,朱熹與陸九淵相會於江西上饒鵝湖寺。朱熹主張「道問學」為重,即「格物窮理」;陸九淵則把「尊德性」放在首要地位:「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語錄》)」。

綜上所述,古人的爭論發展中出現了這樣三個問題:(1)凡人如何才能實現德性之知?(2)何為「為己之學」的正確方式?(3)「道問學」方式通向「為己」還是「為人」?

實際上,人的生命是由內在微觀層面的「真我」與肉身層面的「表我」組成,好比一樣,玉石外面覆蓋著石皮包層。真正的「為己之學」的意義在於去除石皮包層,讓玉石般的真我之性顯露出來;而「為人之學」則是增加人心所喜愛的顏色或花紋。孔子之教的有限性在於,並非屬於讓人出世間的法門,所以,僅僅明示了「志於道」的價值方向,同時讓人在世間保持善良,遵循常理,維持人類社會的道德水平。後人闡發的各種理論、學說,也都是在自己所處境界中摻雜了人心的有為認識,大多是在世間如何做人的入世學問,往往會囿於「為人之學」的範疇。

人類若要實現返本歸真,只有在正法修鍊中才有可能實現,也只有那些保持善良,福德深厚者,才能夠在亂世的渾濁中閃現出此種悟性,並尋找到生命的回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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