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涧溯洄（3）：“古之学者为己”与“尊德性而道问学”之为学异趣初探
文：王舍微 来源:正见网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后人由此开来，给出了诸多的注疏和解读。《论语注疏·宪问第十四》（三国何晏；北宋邢昺）中引用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孔子第十二世孙）的阐释为：“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 《后汉书》作者、南朝史学家范晔（398年—445年）云：“为人者冯（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也。”
在《论语集觧义疏· 论语宪问第十四疏》（卷七）中，南朝梁经学家皇侃（488年-545年）所作的义疏云：“明今古有异也。古人所学，己未善故学先王之道，欲以自已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学，非复为补己之行阙，正是图能胜人欲为人言己之美，非为己行不足也。”
汉代学者多以“觉”训“学”。《说文解字》释义：“斆，觉悟也。”《白虎通义·辟雍》也阐释：“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广雅·释诂》亦将“学”与“、寣、”等字统释为“觉”。那么何谓“觉”呢？《说文解字》说“觉，寤也”，“悟，觉也”。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说：“觉之本义谓寐而有觉，故曰寤也。引申为觉悟之称。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注疏· 述而第七》中何晏的注解为：“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据，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据。依，倚也。仁者功施于人，故可倚。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 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帱持载，含容者也。” 朱熹在《论语集注· 述而第七》中说：“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如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
从古人的论述可以看出，“为己之学”的价值取向是执守德而慕道，这是因为道，看不见、摸不着；而德守之于内心，行为则不失中和。由此可见，古人的为学目标是道德的提升为主线，而并非世间的人类生活中的各方面的知识学习。然而，为学的认知取向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思想境界的下滑也渐渐发生了演变，出现如孔子所说的古时的“为己”与当下的“为人”的不同的价值取方向，而且为学的目标、内涵和方式也发生了迁移和演变。
《礼记·中庸》阐释：“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朱熹在《中庸章句》第二十七章中阐释：“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犹燖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
在第二十章中又阐释：【“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择善，学知以下之事。固执，利行以下之事也。此诚之之目也。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
实际上，人行于世间最为要紧的一件事就是积德而不失德，这是人能够返本归真的基础，同时也是在人间之福分的来源。然而要想做到保持善良而积德，并非易事。世间的事本是由高级生命安排的，因缘错综复杂，人很难分清一件事的好坏。所以，人只能遵循常理而行，摒弃人心、人念的干扰，保持中正、中和的随其自然。朱熹认为，只有达到圣人的境界方能做到“诚”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未至圣人境界者君子怎么办呢？则要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的途径，经过问学而达到。
历史上，亦有许多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涵义与关系探讨。汉代经学大师郑玄的注解为：“德性，谓性之至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礼记注》）既然“诚”是“天之道”，那就意味着，“诚”是人的天赋秉性。因此，将“德性”视为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礼记正义》里唐代孔颖达的疏解为：“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而道问学者，言贤人行道由于问学，谓勤学乃致至诚也。”
孟子由孔子所说的“性相近”发展为“性善论”，荀子则从“习相远”推导出“性恶论”。因此，荀子十分重视后天的学习，认为人之所以能够为善，全都依靠于后天的努力，即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倡导美化自身为目标，以“闻见之知”为特征的“道问学”勤学至诚方式；这与孟子主张的保持和发扬人的固有善性为特征的“尊德性”自然至诚方式开始出现走向上的分野。这也是“为人之学”的萌生之始。
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孰重孰轻的争论，在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间演变成为方法论上的两分。在南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举行的“鹅湖会”上 ，朱熹与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朱熹主张“道问学”为重，即“格物穷理”；陆九渊则把“尊德性”放在首要地位：“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语录》）”。
综上所述，古人的争论发展中出现了这样三个问题：（1）凡人如何才能实现德性之知？（2）何为“为己之学”的正确方式？（3）“道问学”方式通向“为己”还是“为人”?
实际上，人的生命是由内在微观层面的“真我”与肉身层面的“表我”组成，好比和氏璧一样，玉石外面覆盖着石皮包层。真正的“为己之学”的意义在于去除石皮包层，让玉石般的真我之性显露出来；而“为人之学”则是增加人心所喜爱的颜色或花纹。孔子之教的有限性在于，并非属于让人出世间的法门，所以，仅仅明示了“志于道”的价值方向，同时让人在世间保持善良，遵循常理，维持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后人阐发的各种理论、学说，也都是在自己所处境界中掺杂了人心的有为认识，大多是在世间如何做人的入世学问，往往会囿于“为人之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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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若要实现返本归真，只有在正法修炼中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那些保持善良，福德深厚者，才能够在乱世的浑浊中闪现出此种悟性，并寻找到生命的回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