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翰萃真（22）：“为生民立道”与道不远人的“行其素” 于何南辕北辙？
文：王舍微
“为生民立道”一句出自北宋张载（公元1020年—1077年）的横渠“四为”语录。在历史上却有两种版本。
一是源自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纂的《近思录》（卷二）；《诸儒鸣道》之《横渠语录》；南宋末吴坚刻本《张子语录》以及明版《张子全书》所载，其文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版本则出自清代《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黄百家案语，文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两种版本的重要的文字差别出现在第二句：前一个版本作“为生民立道”，后一版本则作“为生民立命”。后世学者考证认为，宋、明各本所传当为原文，《宋元学案》所引则经过后人润色，但其流传较广，已是当今较多引用的表达句式。
张载，生于北宋真宗天禧四年，卒于神宗熙宁十年，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世称横渠先生，是关学创始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载少年时就对兵法有浓厚的兴趣，他向主持西北军务的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上书，请求对西夏用兵。范仲淹认为张载将来可成大器，于是点拨他道：“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 [1]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三十七岁的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
多年后，熙宁变法之际，张载被宋神宗任命为崇文院校书，王安石曾向其询问新政推行之事： “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而张载却说： “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张载门人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如是记述，“执政（指王安石）默然，所语多不合，寖不悦。”张载因不赞同新政的施政措施，不久后即辞官归故里。
张载回到横渠故居后，“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 后来会秦凤帅吕大防在推荐张载时这样评价：“载之始终，善发明圣人之遗旨，其论政治略可复古。” [1]
在清代黃宗羲编撰、其子黄百家和弟子全祖望等续作完成的《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卷十七，卷十八）中，汇集了诸儒对张载的众多评价。后世尊称为“西山先生”或“真西山”的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这样评价张载：“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全祖望在书中添加的按语是： “横渠先生勇于造道”；黄百家的按语为： “其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之重如此。” 黄宗羲的按语说：“横渠气魄甚大，加以精苦之工，故其成就不同。伊川（注：程颐 ）谓其多迫切而少宽舒，考亭（注：朱熹的尊称）谓其高处太高，僻处太僻，此在横渠已自知之。”
自宋代开始形成的 “新儒学” ，不再象先秦时期注重先贤文章内容的注疏，而是着眼于探求先贤文本内容的大义，并结合佛老的元素，形成新的学说应用于现世之中。正如世称“明道先生” 的宋代理学奠基者之一程颢（大程）所说：“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习，自谓至足。必欲如孔门不愤不启，则师资势隔，道几息矣。随其资而诱之，虽识有明暗，志有浅深，亦皆各有得焉。（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卷十七）》）”也就说，当时也都认识到尚不能与先贤的境界相比，但还是坚持要以孟子论述道德的部分为型态，融入佛道思想元素并加以本土化，同时又排斥其中的返本归真内涵，构建一套新理论和独特的儒学体系 。
张载在研读《中庸》的同时，又研读佛道两家的经书多年，因为不能理解和接受佛家和道家的空无出世取向，又回到了儒家的六经，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1] 构建出“宇宙本源是气”的宇宙观和气化生成理论体系，还写下了《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著作。他的一首《芭蕉》诗，体现出他 “勇于造道”的志怀：“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宋明诸儒将“为天地立心”视为士大夫的神圣使命。清代王心敬说：“吾辈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穷则阐往圣之绝诣，以正人心；达则开万世之太平，以泽斯世。 (《司牧宝鉴序》)” 横渠之“四为”虽然气魄宏大、器识弘旷，却是在“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价值取向上发展的器形更加厚重、坚硬而已，而与“形而上者谓之道”之趋于无形的价值取向南辕北辙。孔子曰：“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大意是古代的学者是为了提升自己，后来的学者是为他人开辟人世间的万世太平基业等。到了末法末劫时期，人的自私、利欲之心愈重，往往趋于更片面的理解，对“为人”的解读是为了显示于人。
中国有句成语“行其素”，亦作“我行我素”，出自《礼记·中庸》：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意思是说，君子位处现在的位置上，就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去羡慕本分外的事。一个人能够不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或是受到他人的影响，仍然依照自己原有的主张去做事，那么离道也就不远了。
道本不远人，人不可以“造道”，人以人心激昂、豪迈的作为表现离道甚远。因为人类的返本归真就是人心渐弱以致空无的过程，而人为构建的理论没有使人提升的内涵和因素，只会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或政教理论，由此导致的偏离道的造业行为，反而会使得人类社会的问题增多，进而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滑，也会造业引来相应的恶果。为何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宋朝，最后的终局和退场那么惨烈呢？
老子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道德经》）”
这里老子指出了人类社会从道、德发端向下的一层又一层的境界滑落层面。一旦滑落到较低的层面，便很难理解道的内涵中的层层理。在有为的仁、义、礼层面中的心态，也很难理解道和上德的无为状态。自以为是的人，只能摸到道的虚华，而这恰恰是“愚之始”。“行其素”便是“处其厚”、“处其实”，并且“素其位而行”，不被那些貌似“道之华”的宏大理念、激扬器识所迷惑和带动，那才是“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的返本归真的价值方向。
注解：[1]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列传第一百八十六 道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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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