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西斯和他的修道院(上)

2013年09月05日 22:37     評論»

◎丁林

〖編按〗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修鍊的文化賦予了華夏深刻的底蘊和由來。當古人有了求法向道的心,「朝聞道,夕可死。」真正生命的意義透露出人們苦苦追尋的歸宿。那麼,在西方的文明背景下,這樣的追尋又是怎樣一種精神與心靈的軌跡呢?

【明心網】世界上有這樣一種朋友,你過上一段時間就想見一次。沒什麼事,就是想見面,聊聊。弗蘭西斯就是這樣的一個朋友。約好了,周末,開一個半小時的車,午間禮拜結束的時候,在門口等著他。等他換下修士的袍子,向院長請了假,跟我們到一家餐館,藉著吃飯,聊聊天兒。

這個時候,我產生一種虛幻感。為什麼,就在2000年就要到來的時候,我們會和弗蘭西斯一起坐在這個地方?冥冥之中,太多的過去了的偶然,自然而然地匯結起來,成為此刻的一個必然。

一、

弗蘭西斯說,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前的今天,他從歐洲的短期旅行中回到美國,面臨生命的轉變。

三十年前,弗蘭西斯還是個大學生。六十年代,越戰和反越戰、女權和性解放、黑人民權運動、嬉皮士和搖滾樂。最年輕有為的總統被暗殺了,象交響樂突然中斷。主張非暴力的馬丁•路德•金被暗殺了,殺死他的人是 KKK的暴力分子。主張「必要的暴力」的麥考姆•X 被暗殺了,殺死他的是聽過他教誨的黑人伊斯蘭兄弟。大學里,教授和學生一起吸著大麻。當我們在讀毛主席語錄,相信腦子裡所有的隱秘念頭都可以統一到一個偉大思想下面的時候,加州的黑豹黨,開著汽車從舊金山的中國書店裡一捆捆地買這本小紅書,每本二十美分。再開過金門大橋,在伯克萊的加州大學校園裡,流水一樣賣給激進的學生,每本一美元。收了錢,再回去買,買了,再回來賣,來回倒騰。用典型的資本主義的方式,迅速賺取利潤。然後,用這個利潤,他們買槍。三十年後,想出這個主意的黑豹黨在電視上說,他到今天也沒讀過這本小紅書。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槍杆子裏面出政權。黑豹黨是活學活用的樣板。

弗蘭西斯沒有這麼兇猛。他們家是費城的工人。費城,賓夕法尼亞州,早期來自北歐的教友派移民,一句話,一些好心人。動蕩的時代年輕人都在尋求什麼。弗蘭西斯和朋友們覺得,他們看到社會上還有許多弱者,沒有得到平等機會;政府要他們去越南送死,理由卻令人可疑;年輕人被傳統限定,傳統卻沒有解決社會存在的問題;有這麼多的問題沒有解決,周圍的人們又憑什麼視而不見,照樣活得有滋有味?弗蘭西斯認定這個世界虛偽,宗教也虛偽。在世代都是虔誠教徒的大家庭里,他獨自背離了宗教傳統。他成了一個嬉皮士。

年輕人一解禁,就是徹底放鬆。弗蘭西斯成天喝著啤酒,吸著大麻煙,穿著破衣服,留著長頭髮。他交著女朋友,女朋友也在不斷地換。他也上街,也遊行,就是原來好端端念著的書,成績變得一塌糊塗。過去是好的,現在就是不好的。過去是不好的,現在就是好的。為什麼,誰也說不出,誰也不想問。問這個問題就是傳統的,就是框框禁忌。為什麼要問為什麼?不需要問為什麼。徹底的解放,從理性到感性,不需要道理。解放是好的,約束是不好的。解放什麼,約束什麼,這個問題無關緊要。徹底放鬆之後,他也和大家一樣,一頭撞上了虛無。

我們比較喜歡把嬉皮士和紅衛兵拉在一起。這麼一來,我們就比較順應時代潮流,也比較理想主義。大動蕩中跌跌蕩盪,什麼極端分子都有。可就其總體,嬉皮士崇尚的是個性解放,紅衛兵強調的是忠於執政領袖。浪蕩的嬉皮士有一種善的萌發,嬉皮的邏輯中並不出虐待狂。所以,運動過後,尊重民權,關懷弱勢群體和弱勢的個人,和平主義自然成為普遍社會訴求。而軍服中的紅衛兵是要替階級消滅「敵人」,運動過後,大義滅親,對「敵人」殘酷無情,消滅帝修反,甚至盼望著第三次世界大戰,成為社會基調。

終於,七十年代來了。尼克鬆開始從越南撤兵。從杜魯門開始的歷屆總統,都不同程度地在支持的民權法案,終於從約翰遜總統任內開始落實。民權運動的要求一個個地落到了法案的實處。黑人開始有了民權法案的保護,一點點懂得,其實什麼都沒有手裡這張選票重要。搖滾樂仍然到處響徹,但教室里的學生卻又回來了。黑豹黨的槍口也成了無的放矢。對嬉皮士來說,高潮過後,低潮來了。不僅是低潮,還顯著虛脫。

嬉皮士們怎麼辦?醒一醒之後,天資好一點的,功課拉下不多的,趕緊回到課堂上,拿學位還來得及。幾年一過,他們鳥槍換炮,成了雅皮。

雅皮們以後都很懷念那嬉皮士的年頭,他們及時拐回了正常生活軌道,沒有太多可後悔的。他們是走了一個否定之否定。他們破壞了一些傳統的禁錮,卻又撿回了父輩的精神財富。他們開始明白沙裡淘金的道理,見好就收,適可而止。賣出去的無數毛澤東小紅書,讀的人和我們一樣虔誠,甚至比我們更虔誠,但是,卻沒有發生井岡山的革命。從嬉皮士到雅皮,時間、空間、和人,都回歸到一個平衡,回歸到中庸。

還有大量就此被荒廢了的嬉皮士,被徹底拋出原來的生活軌道,居然再也回不去。他們是否後悔就不知道了。可嬉皮的經歷至少使他們更容易面對流浪,他們中的大多數就此開始生活的長途漂流。

最難的是那些太真誠的人。因為真誠,他們頂真,認死理。好心走出第一步,不難。回頭走第二步,卻難了,想不通。我們的弗蘭西斯就是這樣的人。

弗蘭西斯家有深厚的宗教傳統,從來就是人人信教,恪守教規。有著教友派的傳統,家裡還很寬容,兄弟姐妹到了高中就各自和夥伴們選擇不同的教堂。星期天有的去路德教會的教堂,有的去衛理公會的教堂。十幾歲的時候,一個夥伴麥可生病死了,弗蘭西斯十分悲傷,他把名字改成弗蘭西斯•麥可,朋友從此還和他活在一起。

當我們在農村的原野上耕作而改造靈魂的時候,弗蘭西斯在為他的靈魂找出路。嬉皮士的反文化反禁忌的運動結束了,他怎麼辦?難道再回到過去?回去不就意味著過去的思考和反叛都是錯的?可是,不回去又怎麼辦呢?別人紛紛在回歸過去,蛻變雅皮。這對弗蘭西斯卻沒那麼容易。

他是因為認真而回不去。他從小生長的宗教氛圍使他習慣於,花花世界的世俗物質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生活的價值,是生活的目的。

可是,七十年代初,二十齣頭的弗蘭西斯面前一片茫然,幾年來剛剛抓住的生活價值突然消失無蹤,象大海被蒸發了一樣。他楞住了,他幾乎垮了。他曾認定原來的生活是虛假的,才走到今天。可今天的生活又變得虛幻。難道他就能夠因此回到過去?

他消沉了,消沉得不能自拔,只有啤酒和大麻讓他一天天活著。什麼都沒意義,如果連嬉皮的反叛都沒意義,還有什麼是有意義的?嬉皮朋友們都雲散了,還有誰來支持他引導他。可他偏要尋找意義。在找到意義以前,他沒有出路,他沒法獲得拯救。

1973年春,在經歷了一個陰冷絕望的冬天之後,弗蘭西斯的姐姐邀弟弟去住一段。姐姐的家在一個湖邊。在去那兒以前,他給一個過去的嬉皮士朋友打了個電話。這朋友說,人類那麼多印刷垃圾中,聖經倒還是可以讀讀的。聖經,他其實從小就讀,從小讀到大。可是,這句話在這個時候卻留下了印象。那些天,弗蘭西斯就坐在門外的平台上,面對著平靜的湖光水色,一天又一天,在酒精和大麻的雙重作用下,讀著聖經。

二、

弗蘭西斯喝著啤酒,吸著大麻,讀著聖經,眼前一片茫然的情景,在人類歷史上一定重複過無數遍。當生活的意義被顛覆以後,人所賴以活下去的,卻還是意義。嬉皮士所訴諸的感性是真誠的,是真實的,是活躍的,是有生命衝動的,可是,當意義被顛覆以後,感性失去了存在的依託。反傳統原來是要靠傳統的存在而存在的,反禁忌是要靠禁忌的存在而存在的。當意義消失,一切同歸於盡。我們的朋友弗蘭西斯遇到了生活意義的危機。

上帝一定在審視著人類的心靈。

時光倒退回去1,500年,公元480年,聖本篤(St. Benedict of Nursia)出生在義大利一個叫Nursia的地方,一個富有而高貴的家庭里。他在羅馬獲得經典教育,卻對羅馬的腐敗和不道德風氣深感失望。他離開都市繁華,進入荒山老林,住到一個山洞里,面壁反思,尋找不朽的意義。大約在公元 520年,在卡西諾的山裡,他和他的追隨者建起一個修道院,並且寫下了修道共同體的制度化準則,這就是著名的聖本篤規則(The Rule of Benedict)。教皇貴鉤利一世(Gregory I)把這一規則下建立的修道院制度納入了整個西方大公教的制度體系,從而使之成為整個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

聖本篤深知人性之弱,他的規則開創了這樣的修院制度,讓弱者,人性的弱者,也有機會在封閉枯燥日復一日的修院生活中尋求上帝所指出的生活意義。他所建立的修院制度是漸進的,實踐的。他建立的是一種集體的、互相扶持的、有共同規則的制度性的修士生活。祈禱、研習、體力勞動、進食和睡眠都有嚴格的紀律。

傳說中的聖本篤是一個能創造神跡的人。他預言了自己的死期和時辰。公元547年3月21日,他讓人把他抬到卡西諾的教堂里,在那兒領受聖餐,安然死去。從此,每年的這一天,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紀念聖本篤日。

以後的一千多年裡,西方基督教的修院制度一直沒有中斷。在歐洲各地的深山裡不為人知的偏僻地方,修道院悄悄地對抗著漫長的歲月。修士死了,就埋在後院的集體墓地里。活著是兄弟,死了還是兄弟。死的悄悄地死了,只有眾修士安魂彌撒的歌聲和鐘樓的鐘聲相伴。新的悄悄地來了,第一課就是研習聖本篤規則。

異族的入侵、戰亂、飢荒、瘟疫,人世間的風風雨雨。修道院雖大多建於深山荒漠,刻意遠離世俗,但是並非世外桃源。有些修道院垮了,成為一堆廢墟,在風吹雨打中消失。有些修道院被毀了,修院成了殺戮的屠殺場。但是,制度化的修道院在西方基督教的千年史中沒有中斷。就在這些遠離人煙的修道院中,就靠這些微微彎腰低頭的默默無聲的修士,西方文明保存了源自羅馬文化的制度性基因。當西方社會開始現代化的時候,他們有著現成的深深紮根于歷史中的制度性文化,他們只要在這個基礎上變革、擴展、創新就可以了。千年來的一代一代沉默的修士們功不可沒。

公元1098年,法國一個叫西多(Citeaux)的地方,St.Robert de Molesme 有感於本篤會修道院里出現的鬆懈、享樂風氣,決心改革。他在西多建立了一個新的修道院,從而開創了一個追求苦修的修道共同體。經過第三任院長、英格蘭出生的St. Stephen Harding 的努力,這個新共同體成為一個新的修道派別,聖西多會。1119年,起草了西多會的章程,從而使這種修道院制度化了。

聖西多會修道院是苦修式的,修士們每天除了祈禱就是體力勞動,修院靠修士們自己的勞動來支持。他們有規定的長時間的齋戒,每天睡得很少。他們取消了一切金碧輝煌的裝飾,教堂和神壇都追求簡潔。他們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建築風格,深刻地影響了西方建築史。

200 多年時間消磨,西多會也出現了衰落跡象。早期在追求上帝的熱望下產生的嚴謹刻苦風格被一點一點地磨損。14世紀的戰亂、瘟疫和教會內部的宗派分裂,更加速了這種衰落。到中世紀末期,整個修道院制度呈現鬆弛的面貌。16和17世紀的新教改革進一步衝擊了這種古老的修院制度,同時也促使了它本身的改革。

1664年,法國,一個叫 La Trappe 的地方,Armand Jean le Bouthellier de Rance 發起了一個西多會修道院制度的改革運動,他把300多個修士結合成一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嚴謹最刻苦的修道院制度,所有的修士都必須服從極為刻苦而且極為嚴厲的修道紀律。每天,修士們除了祈禱,靜思,就是幹活,繁重的體力勞動。他們通過祈禱集體和上帝對話,他們通過靜思個別和上帝對話。他們自己互相之間是不說話的,只用簡單的手語。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們單獨和院長作簡單對話。這樣沉默苦修的修道方式,就被人們叫做Trappist.

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法國所有的修道院都被毀,幾乎所有的修士都被消滅了。只有這一派的一群修士,在 Dom Augustine de Lestrange 的帶領下,逃到瑞士,重建修道院。 時乃1790年。

直到19世紀,這派最為嚴謹的修道院制度,就從法國大革命下倖存的這唯一種子開始漸漸擴展。它漸漸地向世界上其它地方伸展。當這一派修道院在世界上只有53所的時候,其中有一所就在中國,離北京不很遠的偏僻窮山溝里。漸漸的休養生息,這一派修道院制度在20世紀,得到了可觀的恢復和擴展,特別是在新大陸的美國。

當我們的朋友弗蘭西斯眼前一片茫然的時候,從小得到的宗教熏陶卻告訴他,生活是有意義的,只要你尋找,你總會找到。上帝已經給你準備了一條道路,準備了一千多年的道路。但是,你必須尋找。

(士柏諮詢網•丁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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