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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7月23日訊】 做一個知識份子也許確實艱難，但做一個有良知的人我看未必每時每刻都那麽艱難，有時候你只要拒絕一點什麽、只要稍微那麽自律一下少做一點什麽，你的良知就差不多可以保住了。對於舒蕪也許沒這麽簡單( 因?他不做那個交易的話勢必要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重要分子)，對於蒲熙修來說，事情也許真的就這麽簡單。

在1957年之前，蒲熙修實在太像一個知識份子了。無論是國民黨時代還是共產黨時代，她都是最出風頭的政治記者，她的政治觀察力、政治批判力與她的新聞敏感力一樣傑出。1945年她投身於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的採訪和報道，這本身就包含著她對政治民主的嚮往與鼓吹。五十年代中期她幫助徐鑄成把《文匯報》辦得那麽風風火火，從中不難看出她作?一個批判知識份子的熱情和良知。

可是，在1957年反右的急風暴雨中，幾乎所有風頭正健的知識份子都不得不迅速轉向，在沈重的政治壓力下低頭認罪，然後以打倒別的知識份子的方式圖謀消災減禍。馬敘倫說，章伯鈞、羅隆基兩位副主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不是偶然的。沈鈞儒說，章伯鈞、羅隆基的聯盟事實上成?了全國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郭沫若說，民盟中央的教育、科學、文化材料實際上是「章羅聯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綱領。吳晗經過一兩個月的觀察與權衡，最後也拍馬上陣，說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在所有這些下流的批判、詛咒、出賣中，蒲熙修不幸成?了最下流、最無恥的背叛者和出賣者。蒲熙修像無知的女中學生向班主任交出剛剛收到的求愛信一樣，向權力部門交出了十年間羅隆基寫來的記錄了他們最深刻最美好感情的所有信件。她控訴說，羅隆基反黨反人民的本質是一貫的，還說羅隆基是通過她來控制《文匯報》並改變其方向的。?了將羅隆基打得更垮更爛，這個名叫蒲熙修的女人甚至?羅隆基捏造了一個地主分子的身分，還暗示說羅隆基是特務，主動要求官方追究羅隆基與周佛海的關係。總之，什麽東西殺傷力強，什麽東西能將羅隆基砸成肉泥，她就搬起什麽東西來向羅隆基砸過去，完全進入了殺敵立功、贖罪消災的魔境。

一個人?了自保，不得不傷及別人，對這種無奈，似乎不得不給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原諒，尤其是在中國式的政治運動中，全國上下早就布好了天羅地網，所有的人都處於一刻也不間斷的凄凄惶惶之中。在圍剿別人的起鬨中擺脫一點內心恐懼(至少是緩解一刻吧)，這在心理學上也不是完全說不過去。對此，我們一面要作人格的批判，一面也不得不稍斂批判的鋒芒，面對人性的複雜和黑暗發幾聲無奈的甚或悲憫的喟嘆。可是，蒲熙修對於羅隆基的背叛，這哪裡是對別人的背叛，這完全是對自己的背叛。

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背叛可以徹底到這個程度，一個人對於自己的侮辱可以如此喪盡天良，這真是不可思議。蒲熙修當時所受到的威脅和逼迫到底有多大？也許不再有機會在新聞界和政治界出風頭，也許還有別的風險與難處，但與完全背叛自己、整個喪盡天良相比，究竟哪一頭損失更大？事實上，在她這樣做過之後，她原想保住的那些全部失去了，而且是永遠失去。她與羅隆基一樣戴上了右派帽子，與羅隆基一樣在孤苦無告中絕望地死去。歷史對於他們倆的捉弄同樣嚴酷無情。

說句與歷史同樣嚴酷無情的話，正是歷史的這番捉弄，讓那一代文化人付出了身心俱滅的代價，卻讓我們這一代人收穫了一份清醒。如果沒有這番歷史的捉弄，我們也許早就把蒲熙修看作一個難得的知識份子，可事實上我們知道，她離一個知識份子是多麽遙遠，我們這些中國讀書人離知識份子統統都多麽遙遠。

(資料來源：如故齋, 轉載時有刪略)

來源：新生網  發稿：2001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