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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7月23日讯】 做一个知识份子也许确实艰难，但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我看未必每时每刻都那麽艰难，有时候你只要拒绝一点什麽、只要稍微那麽自律一下少做一点什麽，你的良知就差不多可以保住了。对于舒芜也许没这麽简单( 因?他不做那个交易的话势必要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分子)，对于蒲熙修来说，事情也许真的就这麽简单。

在1957年之前，蒲熙修实在太像一个知识份子了。无论是国民党时代还是共产党时代，她都是最出风头的政治记者，她的政治观察力、政治批判力与她的新闻敏感力一样杰出。1945年她投身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采访和报道，这本身就包含著她对政治民主的向往与鼓吹。五十年代中期她帮助徐铸成把《文汇报》办得那麽风风火火，从中不难看出她作?一个批判知识份子的热情和良知。

可是，在1957年反右的急风暴雨中，几乎所有风头正健的知识份子都不得不迅速转向，在沈重的政治压力下低头认罪，然后以打倒别的知识份子的方式图谋消灾减祸。马叙伦说，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副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沈钧儒说，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盟事实上成?了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郭沫若说，民盟中央的教育、科学、文化材料实际上是“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纲领。吴晗经过一两个月的观察与权衡，最后也拍马上阵，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在所有这些下流的批判、诅咒、出卖中，蒲熙修不幸成?了最下流、最无耻的背叛者和出卖者。蒲熙修像无知的女中学生向班主任交出刚刚收到的求爱信一样，向权力部门交出了十年间罗隆基写来的记录了他们最深刻最美好感情的所有信件。她控诉说，罗隆基反党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贯的，还说罗隆基是通过她来控制《文汇报》并改变其方向的。?了将罗隆基打得更垮更烂，这个名叫蒲熙修的女人甚至?罗隆基捏造了一个地主分子的身分，还暗示说罗隆基是特务，主动要求官方追究罗隆基与周佛海的关系。总之，什麽东西杀伤力强，什麽东西能将罗隆基砸成肉泥，她就搬起什麽东西来向罗隆基砸过去，完全进入了杀敌立功、赎罪消灾的魔境。

一个人?了自保，不得不伤及别人，对这种无奈，似乎不得不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原谅，尤其是在中国式的政治运动中，全国上下早就布好了天罗地网，所有的人都处于一刻也不间断的凄凄惶惶之中。在围剿别人的起哄中摆脱一点内心恐惧(至少是缓解一刻吧)，这在心理学上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对此，我们一面要作人格的批判，一面也不得不稍敛批判的锋芒，面对人性的复杂和黑暗发几声无奈的甚或悲悯的喟叹。可是，蒲熙修对于罗隆基的背叛，这哪里是对别人的背叛，这完全是对自己的背叛。

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背叛可以彻底到这个程度，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侮辱可以如此丧尽天良，这真是不可思议。蒲熙修当时所受到的威胁和逼迫到底有多大？也许不再有机会在新闻界和政治界出风头，也许还有别的风险与难处，但与完全背叛自己、整个丧尽天良相比，究竟哪一头损失更大？事实上，在她这样做过之后，她原想保住的那些全部失去了，而且是永远失去。她与罗隆基一样戴上了右派帽子，与罗隆基一样在孤苦无告中绝望地死去。历史对于他们俩的捉弄同样严酷无情。

说句与历史同样严酷无情的话，正是历史的这番捉弄，让那一代文化人付出了身心俱灭的代价，却让我们这一代人收获了一份清醒。如果没有这番历史的捉弄，我们也许早就把蒲熙修看作一个难得的知识份子，可事实上我们知道，她离一个知识份子是多麽遥远，我们这些中国读书人离知识份子统统都多麽遥远。

(资料来源：如故斋, 转载时有删略)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01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