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有言：中華文明為何會住進另一個民族的想象里
文：長袖客
座落在美國首都華盛頓DC的史密森尼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在2024年有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展覽，題為「Imagined Neighbors: Japanese Visions of China, 1680–1980」——「想象中的鄰邦：日本藝術中的中國圖景」。展覽所關注的，是從十七世紀後期直到近現代，日本藝術家如何想象中國。在他們筆下，中國有時是隔海相望的現實鄰國，有時是一個古老而深厚的文化源頭，有時又超越具體的地理，成為一個近乎理想化的精神世界：那裡有山水、高士、詩人、聖賢，也有一種已經進入日本文化深處的審美與生活方式。
這件事很值得深思。一個國家當然會出現在另一個國家的歷史、地圖、戰爭、貿易與外交之中，但一個文明為什麼會長久地住進另一個民族的想象里？為什麼許多從未真正到過中國的日本畫家，會熟悉瀟湘、西湖、竹林七賢、陶淵明和李白，會借中國的山水寄託自己的精神，又借中國古人的形象表達自己對於人格與生命境界的嚮往？如果只是因為古代中國曾經強盛，似乎還不足以解釋這一切。歷史上強大的帝國很多，武力可以使人畏懼，財富可以使人羡慕，先進的技術也可以吸引別人學習，可是一個民族願意冒著生命危險渡海而來，系統地學習另一個文明，學回去以後又一代一代認真地守，直到千年以後仍然能夠從中尋找做人、生活乃至經營現代社會的道理，這就不是「強盛」兩個字能夠說盡的了。
渡海而來的文明
要尋找答案，也許還要把時間往前推一千多年。
隋唐時期，日本一次次派遣使節、留學生和學問僧渡海來到中國。尤其到了唐代，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正處在一個全盛時期。來到長安的人看到的，不只是宏偉的宮殿和繁盛的城市，而是一整套已經成熟的文明：有典章制度，有文字和經典，有儒家的修身之道，有已經在中國發展成熟的佛教文化，也有書法、繪畫、建築、醫藥、曆法、禮樂和百工技藝。今天的人習慣把這些分別歸入政治、宗教、藝術、醫學和技術，可對於當時來到中國的日本人而言，他們所面對的原本就是一個彼此貫通的文明整體。怎樣建立國家秩序，怎樣處理人與人的關係，怎樣穿衣行禮，怎樣寫一個字、建一座寺院，怎樣理解天地，又怎樣看待生命，這些並不是彼此孤立的問題，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完整的生活世界。
因此，遣唐使真正帶回日本的，也不只是一些零散的「中國元素」。他們是在一個處於文明高峰的中國，為自己的國家尋找能夠立國、立人、立文化的根基。後來日本當然沒有變成中國，它把從中國學到的東西不斷消化、轉化，與自身的歷史、社會和傳統結合，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日本文明。也正因為這些東西真正參与了日本自身文明的建設，它們才沒有隨著遣唐使時代的結束而消失。所以，真正強大的文明，並不強迫別人接受，它自身就會使人主動渡海而來。
文化跨過大海，也從來不是自己完成的。公元753年，一位六十多歲的唐朝僧人終於踏上日本土地，他就是鑒真。當時日本佛教雖然已經傳播多年，卻缺少完備而正規的授戒制度。日本朝廷希望從唐朝延請精通戒律的高僧，赴唐求法的榮叡、普照等人因此來到揚州，懇請鑒真東渡傳戒。
在此之前，鑒真已經五次東渡未成，經歷了阻撓、風暴、漂流和疾病，在十二年裡一次次東渡的艱難歲月中，他後來雙目失明，可第六次，他仍然去了。抵達日本后，鑒真為聖武上皇等授戒，並建立正規的授戒制度，後來創建唐招提寺，對日本佛教產生深遠影響。但隨他以及同行者一起渡海的，又遠不止佛教戒律。隨著這位唐朝僧人的腳步，盛唐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也一道渡海而去：醫藥、本草、書法、建築、造像、飲食、印刷、文學……
今天寫「文化傳播」四個字非常容易，可把這四個字重新放回鑒真的生命中，才會發現文化不會自己漂洋過海，它需要具體的人去承載，有時甚至需要一個人拿自己的生命去護送。於是這段歷史中出現了一個很有意味的一來一往：日本人渡海來到中國，是有人願意來求；鑒真一次次渡海前往日本，是有人願意去傳。一邊願意求，一邊願意傳，文化就這樣跨過了大海。
為什麼一代代人願意守
然而真正令人驚訝的，還不是它傳了過去，而是傳過去以後，竟然有人守了一千多年。
日本為什麼能夠保存下如此多的唐代以降的文化遺存？人的珍視與一代代傳承當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日本特殊的地理環境也提供了一個不可忽視的條件。它是一個與中國隔海相望的島國。海洋一方面沒有阻斷文化往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緩衝。中國大陸上的王朝更迭、戰爭與大規模社會動蕩，並不會總以同樣的方式、在同一時間波及日本，因此，一些從中國傳入的文化形態進入日本以後，獲得了相對獨立而連續的保存空間。
但地理只能解釋為什麼有些東西有機會留下來，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人願意把它們守下來。一座寺院能夠躲過一次戰亂，並不意味著它能夠存在千年；一段音樂傳到海島，也不會因此自動流傳百代。真正把文化從一個時代送到下一個時代的，仍然是人。
今天走進奈良，有時會產生一種奇異的時間錯位。古老的木構寺院、唐招提寺的金堂、正倉院保存的大量唐代器物，都讓人意識到，一些在中國本土已經十分難得一見的古代文化遺存，竟然在海的另一邊延續了下來。正倉院至今保存著的毛筆實物，是極為珍貴的唐代同時期毛筆遺存，它使今天的人仍可以由此窺見一千多年前中國毛筆的形制與製作特點。織物、樂器和各種日常器用，也使那個時代的生活突然變得可以觸摸。對於今天研究唐代文化的人來說，有些珍貴的實物資料，反而要到日本保存下來的遺存中尋找線索。
器物畢竟可以收藏，比器物更難保存的是樂。唐太宗時代著名的《秦王破陣樂》，後來在中國本土失去了完整連續的宮廷樂舞傳承，而日本雅樂中仍保存著與唐代《破陣樂》有歷史淵源的傳統。經過一千多年的流傳，今天日本的樂舞當然不能簡單等同於唐代原貌，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恰恰不是它有沒有一絲不變，而是一段聲音為什麼能夠活過一千年。一支毛筆可以鎖進庫房，一面銅鏡可以藏進箱子，一段音樂卻不能這樣保存。它必須有人奏，有人舞，有人學，也有人教。一個人的生命不過幾十年，有人學會以後守幾十年，再交給下一代；下一代再守幾十年，又傳給後來的人。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一段聲音才能從遙遠的過去走到今天。
所以真正守住一段古樂的，從來不是倉庫，而是人。到了這裏，「保存文化」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含義。它不只是保存古物，而是讓一種文化進入一代代活著的人，並借他們的身體和生命繼續存在。
禮也是如此。今天許多人到日本，會注意到那裡待人接物的許多細節：怎樣迎客，怎樣遞一件東西，怎樣落座，怎樣進退，怎樣在公共空間中顧及別人。這些禮儀經過千百年的發展，早已形成日本自己的面貌，當然不能簡單說成唐代禮儀的原樣保存，但其中所體現出的那種對秩序、分寸和他人的重視，卻很容易讓人想到古代中國禮制文明所珍視的東西。中國古人為什麼如此重視禮？因為禮從來不只是腦子裡知道幾條規則，真正的禮最終必須落實到身體：怎麼站，怎麼坐，怎麼進，怎麼退；長幼之間、賓主之間、人與人之間怎樣保持恰當的距離。所以禮並不只寫在《禮記》中，它也寫在人的身體上。一旦文化進入身體，它就不再只是從外面學來的知識，而開始成為人的習慣與性格。
日本的職人傳統同樣值得從這裏去理解。現代人常常讚歎日本工匠做事認真，一門手藝可以做幾十年，一個家族甚至可以守一項技藝數代。如果只把它理解成「敬業」，其實還沒有觸到最深處。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中，技藝本來就不是單純的技術。《莊子》寫庖丁解牛，庖丁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當技藝不斷深入以後，所追求的已經超越技巧本身。木匠要懂木性，陶工要懂水火，書法家要懂筆墨，真正做得深了，人會發現自己不能只是「征服」材料，而必須理解它、順應它。心急，手就容易急；心粗，器也容易粗。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把一件事情做好，同時也在磨去自己的浮躁、敷衍與急功近利。
於是，人與器物之間出現了一種非常微妙的關係：人在做器，器也在塑造人。表面上修的是器，實際上修的也是心；技藝做到極致，也就有了修行的意味。文化到了這裏，已經不是一種外在知識，而真正住進了人的手裡，住進了人的性格里。
當《論語》遇見算盤
如果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在日本的生命只停留在古寺、雅樂和傳統工藝中，那麼它仍然可能只是被保存得很好的古代文化。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當日本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有些古老的思想仍然在發揮作用。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大規模學習西方，銀行、鐵路、股份公司、現代工業和資本市場迅速建立起來，一個與唐代完全不同的社會出現了。就在這個時候，日本近代著名實業家澀澤榮一卻把《論語》和算盤放在了一起。算盤代表經濟、經營與利益，《論語》代表道義與做人。他所面對的，其實是一個現代社會直到今天仍然無法迴避的問題：資本可以告訴人怎樣創造財富，卻不能告訴人什麼錢不應該賺；市場能夠形成價格，卻不能自動告訴人什麼叫義、什麼叫信；法律可以規定行為的最低邊界，卻不可能時時站在每個人身後。
所以現代經濟最終仍然回到了一個古老的問題：運行制度的，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如果人心沒有道德邊界，再嚴密的制度，也總有人試圖尋找漏洞；如果人人只問利益，不問信義，一個社會就必須付出越來越大的成本去防範彼此。算盤可以計算利益，《論語》卻規定利益的邊界。澀澤榮一併不是用《論語》代替現代經濟制度，而是在現代制度已經建立之後，仍然從古老的儒家傳統中尋找約束人的道德尺度。
這一點很有意味。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從中國帶回經典；一千多年以後，當日本面對一個完全不同的現代經濟世界時，仍然能夠從這些經典中尋找答案。為什麼？因為制度會變，技術會變，產業會變，而人面對的一些根本問題並沒有變。人仍然面對利益與道義，面對信用與欺騙，面對慾望與克制，也仍然需要回答什麼可以做、什麼不應該做。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從來不只是教人怎樣生活在某一個時代，它首先在塑造人；而只要社會仍然由人組成，它就仍然有可能活下去。
把這一千多年的歷史連起來看，有時會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冥冥之中，彷彿有一雙無形的巨手，早已在為後世作著宏大的安排。中華文明處在高峰的時候，一批文化的種子被渡海帶到了日本。那些遣唐使當然不會知道，一千多年以後，中國本土將經歷怎樣的戰爭、變遷以及傳統文化的巨大劫難；鑒真也不會知道，他和弟子帶過去的文化，有一天會成為後人重新認識那個時代的重要憑據。當時的人只是完成自己眼前的事情：有人來求，有人去傳；有人建寺，有人抄經；有人制器，有人習樂；後來的人覺得祖先留下的東西值得珍惜，於是繼續守下去，一代交給一代，一百年過去，五百年過去，一千年過去。
每個人似乎只完成了自己手中很小的一件事，可當這些小事在千年的時間里連接起來，卻彷彿共同完成了一件任何一代人都無法獨自完成的大事。於是人不免會問：這一切真的只是一連串偶然嗎？還是在人所看不見的歷史深處，這些看似彼此分散的人與事，本來就有著某種更深的關聯？在中華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後來遭遇巨大劫難之前，一些珍貴的文化種子已經被播撒到了遠方；當故土上的一些記憶經歷斷裂以後，它們仍在異鄉生長。人在自己的時代里看到的，也許只是一個個偶然；把目光拉長到千年，有些偶然卻漸漸顯出了安排的模樣。
千年之後，重新認出自己
這樣再看今天另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也許會有不同的理解。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喜歡到日本旅行，尤其喜歡京都、奈良這樣的古都？當然，這其中有許多現實原因，距離、交通、飲食、風景、購物和服務，都是答案的一部分，不能把所有人的旅行選擇都歸結為文化心理。但還有一種感受很值得注意：一些中國人走進奈良古寺，站在木構殿宇的屋檐下；走進京都的庭院，看見漢字、屏風、器物、古老的節令與禮儀；看見一門手藝被幾代人認真守護，看見現代生活中仍然保留著某些古老的秩序和分寸時，會產生一種很難說清的親近感。
奇怪的是，那並不完全像面對異國文化時的新鮮，反而像一種久違的熟悉。
這些東西當然已經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千百年來，它們與日本自身的傳統、社會和審美不斷融合，早已長出了自己的枝葉。但對於一個在現代中國成長起來的人來說，其中某些東西，卻可能觸動生命深處一種自己也未必能夠說清的記憶。他也許只是覺得這裏安靜，覺得古寺很美，覺得器物被鄭重對待，覺得人與人之間有分寸；他未必知道自己為什麼感動，甚至未必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只是當那份傳統以另一種形式重新出現在眼前時，心先認出來了。
一千多年前，日本人渡海來到中國，尋找他們所仰望的文明；一千多年以後，一些中國人又渡海來到日本，在那裡保存下來的古寺、庭院、禮樂、器物與人的舉止之間，重新看見自己文明曾經擁有過的一些東西。歷史在這裏形成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迴環：當年，是日本人來中國「求」；今天，卻可能有中國人在日本無意識地「尋」。這或許也提醒我們，鄉愁並不一定只是思念故鄉的一座山、一條河、一間舊屋，一個民族，也會對自己失落的文明產生鄉愁。
再回到史密森尼的「Imagined Neighbors」，我們也許就能更深一層地理解，為什麼中國會成為日本藝術家筆下那個既真實、又超越現實的精神世界。日本人最初面對的是一個現實中的中國，他們渡海而來，學習文字、經典、禮樂、佛教、建築、藝術、醫藥與百工；可是這些東西進入日本以後，並沒有永遠以「外來文化」的身份存在，而是在千百年的時間里被吸收、轉化，逐漸成為日本文明自身的一部分。它進入人的眼睛，成為審美；進入人的手，成為技藝；進入人的身體，成為禮；進入人與人的關係，成為信義；進入人的內心，成為德。再往深處，它甚至成為一個人理解怎樣做人、怎樣安頓自己、為什麼活著的一種文化資源。
到了這一步，中國便不再只是地圖上的鄰國，而成為詩書中的中國、山水中的中國、人格理想中的中國，成為一個可以在精神上不斷回望的世界。真正能夠住進另一個民族想象里的文明，一定早已先住進了人的生活，最後住進了人的生命。
而更耐人尋味的是，一千多年以後，當這種文明的精神在故土經歷斷裂，那些曾經被帶到遠方、又在那裡紮根生長的文化種子，竟然又成為故鄉的人重新認識自己文明的路標。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歷史走到今天，我們仍然需要重新觀看那些古寺、古樂、器物、文字與人的行為。不是為了把它們從日本「拿回來」，真正需要回來的，從來不是物，而是人心對於傳統的重新認識。
一個國家可以成為另一個國家的鄰邦，而一個文明，卻可以越過山海與千年，住進另一個民族的想象，住進人的生命；又在漫長歲月之後，靜靜等待故鄉的人重新認出它，也重新認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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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正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