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有言：中华文明为何会住进另一个民族的想象里
文：长袖客
座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的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在2024年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展览，题为“Imagined Neighbors: Japanese Visions of China, 1680–1980”——“想象中的邻邦：日本艺术中的中国图景”。展览所关注的，是从十七世纪后期直到近现代，日本艺术家如何想象中国。在他们笔下，中国有时是隔海相望的现实邻国，有时是一个古老而深厚的文化源头，有时又超越具体的地理，成为一个近乎理想化的精神世界：那里有山水、高士、诗人、圣贤，也有一种已经进入日本文化深处的审美与生活方式。
这件事很值得深思。一个国家当然会出现在另一个国家的历史、地图、战争、贸易与外交之中，但一个文明为什么会长久地住进另一个民族的想象里？为什么许多从未真正到过中国的日本画家，会熟悉潇湘、西湖、竹林七贤、陶渊明和李白，会借中国的山水寄托自己的精神，又借中国古人的形象表达自己对于人格与生命境界的向往？如果只是因为古代中国曾经强盛，似乎还不足以解释这一切。历史上强大的帝国很多，武力可以使人畏惧，财富可以使人羡慕，先进的技术也可以吸引别人学习，可是一个民族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渡海而来，系统地学习另一个文明，学回去以后又一代一代认真地守，直到千年以后仍然能够从中寻找做人、生活乃至经营现代社会的道理，这就不是“强盛”两个字能够说尽的了。
渡海而来的文明
要寻找答案，也许还要把时间往前推一千多年。
隋唐时期，日本一次次派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渡海来到中国。尤其到了唐代，中华文明【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正处在一个全盛时期。来到长安的人看到的，不只是宏伟的宫殿和繁盛的城市，而是一整套已经成熟的文明：有典章制度，有文字和经典，有儒家的修身之道，有已经在中国发展成熟的佛教文化，也有书法、绘画、建筑、医药、历法、礼乐和百工技艺。今天的人习惯把这些分别归入政治、宗教、艺术、医学和技术，可对于当时来到中国的日本人而言，他们所面对的原本就是一个彼此贯通的文明整体。怎样建立国家秩序，怎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怎样穿衣行礼，怎样写一个字、建一座寺院，怎样理解天地，又怎样看待生命，这些并不是彼此孤立的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完整的生活世界。
因此，遣唐使真正带回日本的，也不只是一些零散的“中国元素”。他们是在一个处于文明高峰的中国，为自己的国家寻找能够立国、立人、立文化的根基。后来日本当然没有变成中国，它把从中国学到的东西不断消化、转化，与自身的历史、社会和传统结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明。也正因为这些东西真正参与了日本自身文明的建设，它们才没有随着遣唐使时代的结束而消失。所以，真正强大的文明，并不强迫别人接受，它自身就会使人主动渡海而来。
文化跨过大海，也从来不是自己完成的。公元753年，一位六十多岁的唐朝僧人终于踏上日本土地，他就是鉴真。当时日本佛教虽然已经传播多年，却缺少完备而正规的授戒制度。日本朝廷希望从唐朝延请精通戒律的高僧，赴唐求法的荣叡、普照等人因此来到扬州，恳请鉴真东渡传戒。
在此之前，鉴真已经五次东渡未成，经历了阻挠、风暴、漂流和疾病，在十二年里一次次东渡的艰难岁月中，他后来双目失明，可第六次，他仍然去了。抵达日本后，鉴真为圣武上皇等授戒，并建立正规的授戒制度，后来创建唐招提寺，对日本佛教产生深远影响。但随他以及同行者一起渡海的，又远不止佛教戒律。随着这位唐朝僧人的脚步，盛唐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也一道渡海而去：医药、本草、书法、建筑、造像、饮食、印刷、文学……
今天写“文化传播”四个字非常容易，可把这四个字重新放回鉴真的生命中，才会发现文化不会自己漂洋过海，它需要具体的人去承载，有时甚至需要一个人拿自己的生命去护送。于是这段历史中出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一来一往：日本人渡海来到中国，是有人愿意来求；鉴真一次次渡海前往日本，是有人愿意去传。一边愿意求，一边愿意传，文化就这样跨过了大海。
为什么一代代人愿意守
然而真正令人惊讶的，还不是它传了过去，而是传过去以后，竟然有人守了一千多年。
日本为什么能够保存下如此多的唐代以降的文化遗存？人的珍视与一代代传承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它是一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岛国。海洋一方面没有阻断文化往来，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缓冲。中国大陆上的王朝更迭、战争与大规模社会动荡，并不会总以同样的方式、在同一时间波及日本，因此，一些从中国传入的文化形态进入日本以后，获得了相对独立而连续的保存空间。
但地理只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东西有机会留下来，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人愿意把它们守下来。一座寺院能够躲过一次战乱，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存在千年；一段音乐传到海岛，也不会因此自动流传百代。真正把文化从一个时代送到下一个时代的，仍然是人。
今天走进奈良，有时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时间错位。古老的木构寺院、唐招提寺的金堂、正仓院保存的大量唐代器物，都让人意识到，一些在中国本土已经十分难得一见的古代文化遗存，竟然在海的另一边延续了下来。正仓院至今保存着的毛笔实物，是极为珍贵的唐代同时期毛笔遗存，它使今天的人仍可以由此窥见一千多年前中国毛笔的形制与制作特点。织物、乐器和各种日常器用，也使那个时代的生活突然变得可以触摸。对于今天研究唐代文化的人来说，有些珍贵的实物资料，反而要到日本保存下来的遗存中寻找线索。
器物毕竟可以收藏，比器物更难保存的是乐。唐太宗时代著名的《秦王破阵乐》，后来在中国本土失去了完整连续的宫廷乐舞传承，而日本雅乐中仍保存着与唐代《破阵乐》有历史渊源的传统。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今天日本的乐舞当然不能简单等同于唐代原貌，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恰恰不是它有没有一丝不变，而是一段声音为什么能够活过一千年。一支毛笔可以锁进库房，一面铜镜可以藏进箱子，一段音乐却不能这样保存。它必须有人奏，有人舞，有人学，也有人教。一个人的生命不过几十年，有人学会以后守几十年，再交给下一代；下一代再守几十年，又传给后来的人。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一段声音才能从遥远的过去走到今天。
所以真正守住一段古乐的，从来不是仓库，而是人。到了这里，“保存文化”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它不只是保存古物，而是让一种文化进入一代代活着的人，并借他们的身体和生命继续存在。
礼也是如此。今天许多人到日本，会注意到那里待人接物的许多细节：怎样迎客，怎样递一件东西，怎样落座，怎样进退，怎样在公共空间中顾及别人。这些礼仪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早已形成日本自己的面貌，当然不能简单说成唐代礼仪的原样保存，但其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对秩序、分寸和他人的重视，却很容易让人想到古代中国礼制文明所珍视的东西。中国古人为什么如此重视礼？因为礼从来不只是脑子里知道几条规则，真正的礼最终必须落实到身体：怎么站，怎么坐，怎么进，怎么退；长幼之间、宾主之间、人与人之间怎样保持恰当的距离。所以礼并不只写在《礼记》中，它也写在人的身体上。一旦文化进入身体，它就不再只是从外面学来的知识，而开始成为人的习惯与性格。
日本的职人传统同样值得从这里去理解。现代人常常赞叹日本工匠做事认真，一门手艺可以做几十年，一个家族甚至可以守一项技艺数代。如果只把它理解成“敬业”，其实还没有触到最深处。中国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技艺本来就不是单纯的技术。《庄子》写庖丁解牛，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当技艺不断深入以后，所追求的已经超越技巧本身。木匠要懂木性，陶工要懂水火，书法家要懂笔墨，真正做得深了，人会发现自己不能只是“征服”材料，而必须理解它、顺应它。心急，手就容易急；心粗，器也容易粗。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把一件事情做好，同时也在磨去自己的浮躁、敷衍与急功近利。
于是，人与器物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人在做器，器也在塑造人。表面上修的是器，实际上修的也是心；技艺做到极致，也就有了修行的意味。文化到了这里，已经不是一种外在知识，而真正住进了人的手里，住进了人的性格里。
当《论语》遇见算盘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在日本的生命只停留在古寺、雅乐和传统工艺中，那么它仍然可能只是被保存得很好的古代文化。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本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有些古老的思想仍然在发挥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规模学习西方，银行、铁路、股份公司、现代工业和资本市场迅速建立起来，一个与唐代完全不同的社会出现了。就在这个时候，日本近代著名实业家涩泽荣一却把《论语》和算盘放在了一起。算盘代表经济、经营与利益，《论语》代表道义与做人。他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直到今天仍然无法回避的问题：资本可以告诉人怎样创造财富，却不能告诉人什么钱不应该赚；市场能够形成价格，却不能自动告诉人什么叫义、什么叫信；法律可以规定行为的最低边界，却不可能时时站在每个人身后。
所以现代经济最终仍然回到了一个古老的问题：运行制度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人心没有道德边界，再严密的制度，也总有人试图寻找漏洞；如果人人只问利益，不问信义，一个社会就必须付出越来越大的成本去防范彼此。算盘可以计算利益，《论语》却规定利益的边界。涩泽荣一并不是用《论语》代替现代经济制度，而是在现代制度已经建立之后，仍然从古老的儒家传统中寻找约束人的道德尺度。
这一点很有意味。一千多年前，日本人从中国带回经典；一千多年以后，当日本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现代经济世界时，仍然能够从这些经典中寻找答案。为什么？因为制度会变，技术会变，产业会变，而人面对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没有变。人仍然面对利益与道义，面对信用与欺骗，面对欲望与克制，也仍然需要回答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做。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从来不只是教人怎样生活在某一个时代，它首先在塑造人；而只要社会仍然由人组成，它就仍然有可能活下去。
把这一千多年的历史连起来看，有时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巨手，早已在为后世作着宏大的安排。中华文明处在高峰的时候，一批文化的种子被渡海带到了日本。那些遣唐使当然不会知道，一千多年以后，中国本土将经历怎样的战争、变迁以及传统文化的巨大劫难；鉴真也不会知道，他和弟子带过去的文化，有一天会成为后人重新认识那个时代的重要凭据。当时的人只是完成自己眼前的事情：有人来求，有人去传；有人建寺，有人抄经；有人制器，有人习乐；后来的人觉得祖先留下的东西值得珍惜，于是继续守下去，一代交给一代，一百年过去，五百年过去，一千年过去。
每个人似乎只完成了自己手中很小的一件事，可当这些小事在千年的时间里连接起来，却仿佛共同完成了一件任何一代人都无法独自完成的大事。于是人不免会问：这一切真的只是一连串偶然吗？还是在人所看不见的历史深处，这些看似彼此分散的人与事，本来就有着某种更深的关联？在中华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后来遭遇巨大劫难之前，一些珍贵的文化种子已经被播撒到了远方；当故土上的一些记忆经历断裂以后，它们仍在异乡生长。人在自己的时代里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个个偶然；把目光拉长到千年，有些偶然却渐渐显出了安排的模样。
千年之后，重新认出自己
这样再看今天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喜欢到日本旅行，尤其喜欢京都、奈良这样的古都？当然，这其中有许多现实原因，距离、交通、饮食、风景、购物和服务，都是答案的一部分，不能把所有人的旅行选择都归结为文化心理。但还有一种感受很值得注意：一些中国人走进奈良古寺，站在木构殿宇的屋檐下；走进京都的庭院，看见汉字、屏风、器物、古老的节令与礼仪；看见一门手艺被几代人认真守护，看见现代生活中仍然保留着某些古老的秩序和分寸时，会产生一种很难说清的亲近感。
奇怪的是，那并不完全像面对异国文化时的新鲜，反而像一种久违的熟悉。
这些东西当然已经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它们与日本自身的传统、社会和审美不断融合，早已长出了自己的枝叶。但对于一个在现代中国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其中某些东西，却可能触动生命深处一种自己也未必能够说清的记忆。他也许只是觉得这里安静，觉得古寺很美，觉得器物被郑重对待，觉得人与人之间有分寸；他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感动，甚至未必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只是当那份传统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在眼前时，心先认出来了。
一千多年前，日本人渡海来到中国，寻找他们所仰望的文明；一千多年以后，一些中国人又渡海来到日本，在那里保存下来的古寺、庭院、礼乐、器物与人的举止之间，重新看见自己文明曾经拥有过的一些东西。历史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环：当年，是日本人来中国“求”；今天，却可能有中国人在日本无意识地“寻”。这或许也提醒我们，乡愁并不一定只是思念故乡的一座山、一条河、一间旧屋，一个民族，也会对自己失落的文明产生乡愁。
再回到史密森尼的“Imagined Neighbors”，我们也许就能更深一层地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日本艺术家笔下那个既真实、又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日本人最初面对的是一个现实中的中国，他们渡海而来，学习文字、经典、礼乐、佛教、建筑、艺术、医药与百工；可是这些东西进入日本以后，并没有永远以“外来文化”的身份存在，而是在千百年的时间里被吸收、转化，逐渐成为日本文明自身的一部分。它进入人的眼睛，成为审美；进入人的手，成为技艺；进入人的身体，成为礼；进入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信义；进入人的内心，成为德。再往深处，它甚至成为一个人理解怎样做人、怎样安顿自己、为什么活着的一种文化资源。
到了这一步，中国便不再只是地图上的邻国，而成为诗书中的中国、山水中的中国、人格理想中的中国，成为一个可以在精神上不断回望的世界。真正能够住进另一个民族想象里的文明，一定早已先住进了人的生活，最后住进了人的生命。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一千多年以后，当这种文明的精神在故土经历断裂，那些曾经被带到远方、又在那里扎根生长的文化种子，竟然又成为故乡的人重新认识自己文明的路标。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走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重新观看那些古寺、古乐、器物、文字与人的行为。不是为了把它们从日本“拿回来”，真正需要回来的，从来不是物，而是人心对于传统的重新认识。
一个国家可以成为另一个国家的邻邦，而一个文明，却可以越过山海与千年，住进另一个民族的想象，住进人的生命；又在漫长岁月之后，静静等待故乡的人重新认出它，也重新认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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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