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三大詩人的朋友還是敵人？(圖)
作者： 鄭楚雄
很多文學家都嗜酒，有些甚至以嗜酒聞名。最著名的莫如陶潛。
陶潛嗜酒是有名的
陶潛嗜酒，寫過著名的《飲酒》二十篇。《飲酒》的序這樣寫：
「餘閒居寡歡，兼秋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
撇開文學創作不論，酒實際成為詩人生活的一部份。他在著名的《歸去來辭序》中，指出「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是他甘願放下思想包袱擔任小吏的其中一個原因。他的自傳性的小品《五柳先生傳》也說：「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似乎酒是能夠使他維繫和別人感情和看到他最豁達和真摯一面的媒介。
做官的人也知道陶潛的「死穴」。例如當時有一位刺史叫王弘，很仰慕陶潛的文才，曾要求見面，陶潛稱疾不見。王弘打聽到陶潛有一次將往廬山，乃派遣陶潛的故人龐通之等預備美酒，在半道間邀請。陶潛見到酒，即使身處野外，也欣然忘進。王弘這時出來和他相見，竟至歡宴整日。這事情記載在正史《陶潛傳》中，不是有心人偽作，可見酒在接遇陶潛之時的魔力。
李白一生嗜酒
談到李白，自然更少不了酒。一篇《舊唐書．李白傳》，就是用酒來貫串李白的一生，例如「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后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
李白把酒寫入詩中，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他有時獨飲（《月下獨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有時對飲（《江上吟》：「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他寫過一首專門讚揚飲酒的詩歌《將進酒》，也感受醉酒的樂趣（《扶風豪士歌》：「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他看到天上的明月，會發問「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把酒問月》），有時更誇張地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襄陽歌》）。《唐才子傳．李白傳》為李白的死營構了一個凄美的結局：「度牛渚磯，乘酒捉月，遂沉水中」，你可以不信，但沒有人會把酒抽離李白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之中。
杜甫一生亦好杯中物
唐代的另一位詩人杜甫也好杯中物，雖然未必及得上上述二人的瘋狂。雖說不「瘋狂」，但杜甫早歲也曾「以酒明志」的。他有一首《杜位宅守歲》，這樣寫的：
「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杜詩詳註》謂「公年四十，進《三大禮賦》，明皇命待制集賢院，而未嘗授官。此詩除夕所賦。后四句，感慨豪縱，讀之可想公之為人。」
杜甫詩中涉及酒的，卻很多時給染上了一種浪漫的鬱結。例如他送別一位友人孔巢父：「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似乎在這樣景物與人事傷感的時刻，一杯美酒能解心中萬千愁緒。一個「樂遊園」，看似行樂之地，但杜甫感受到的是：「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樂遊園歌》）。
杜甫有一位朋友鄭虔，才幹德行很為當世欣賞，就連唐玄宗也愛其才，欲置左右。可是這位別號廣文的先生官運卻沒有因此亨通，一生過著清貧的生活。他的際遇連杜甫也很不值，杜甫在《醉時歌》中形容他：「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
這種眼前的真實寫照，勾起了同樣是命途多蹇的杜甫的身世之悲。兩個不遇於時的人相遇，可以做些什麼？杜甫這樣寫：
「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檐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這種痛飲狂歌，或者能把兩個內心抑鬱的老人暫時帶離痛苦的現實。真的，杜甫這個時候，就是對生平的人生理想也起了質疑：「儒術於我有何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酒，無疑是一帖很好的麻醉藥。
上述的例子，自然都應足以說明，酒是文學家的朋友，也是導引文學家名垂萬古的媒介。我們真難以想像，文學家少了酒的助興與催化，將會少掉多少在飲酒後而被招喚出來的靈感與能量。
責任編輯：雲淡風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