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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有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做人的尊嚴，沒有人也沒有任何借口可以不經公正的司法程序剝奪任何人的基本權利——如人身自由權、生命健康權、人格尊嚴權、言論自由權、信仰自由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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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點思考

人類自我摧殘，自我蹂躪的歷史是漫長的。在西方和東方，我們依然可以找到類似的資料的佐證。《古拉格群島》向我們展示的則是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俄國的人類自殘現象的極致狀態。這種觀象的產生本身足以引起我們每一個人的思考，人們不斷地問，怎麼會這樣呢？不可能吧?或者甚至會不相信，以為全是偽造臆說。可是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史料卻告訴我們這一切不但可能而且已經發生了。《古》以其直觀性、準確性最易引發人們思考這個問題，即為什麼人民群眾沒有抵制這場災難?大清洗大滅絕時人的心理到底是怎樣的？暴政何以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持(至少是默許)？

任何一種獨裁專制政權，如果僅僅依靠某一個人，無論這個人多麼殘酷嗜血、陰謀機變，都不足以犯下多大的罪行，只有當這種專制依靠一系列來自各方的力量，才可能產生巨大能量。這些力量包括強大的國家機器，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群盲的狂熱追隨，公務人員的格盡職守等等。但僅此尚不足以有組織有目的按既定方針實行集體化大規模犯罪行為。上述條件僅僅是實行暴政犯罪的硬體，而最根本的則是要有一套美妙無比的理論體系和隨心所欲控制輿論的能力，因此，極權主義成功地掌權並且可以為所欲為的條件是:

　　1、一個官方的意識形態；
　　2、一個受獨裁者個人控制的政黨(這個政黨是群眾性的)；
　　3、政黨控制下的軍隊；
　　4、政黨控制下的傳媒工具；
　　5、一個強有力的警察系統。

在這五個條件中，第l個和第2個是靈魂和核心，而第4個條件是第1、2個條件的外化和具體化，因此從五個條件來看，第1個條件儘管起到了領航員、統帥的作用，但它是虛設的而非實在可能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存在，使得其它一切非官方的思想都成了異端邪說，如與自己有抵觸，則殺無赦。因此，我們會發現，歷史上曾經給人類製造過痛苦的政權，在發揮其虐殺和滅絕的巨大潛力時，總是有一套似是而非，充滿光環的理論體系，這套理論體系有時是一種宗教教義，有時是一種價值取向，有時甚至完全是強詞奪理，毫無邏輯根據的種族學說。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判處異端火刑的理論依據是對聖經的信仰；羅伯斯庇爾恐怖政策藉助的則是”自由”，法西斯獨夫希特勒憑藉的是種族主義，而斯大林依賴的則是”為人類謀幸福”，所有這些理論體系都成了運轉它們政權機器的指導思想。

但是僅僅有這些理論體系還不行。在現代社會，要使得一種思想，一種主義深入人心，只有靠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因此，獨裁政黨和它控制下的輿論便應運而生。政黨的形成是人的集合，輿論工具的被控制是避免惡行的暴露，讓人們對他們的教義深信不疑。當有了這些條件之後，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受過相當教育、尚無獨立思想能力的百姓成為愚民即不可避免。但是人們畢竟不全是阿斗，他們之中必然會有一些特立獨行，敢於和醜惡(首先他們能看到醜惡或預測到醜惡)作不妥協鬥爭的人，當他們不願與政權保持一致的思想時，政權就無法容忍他們的存在，在思想上粗暴壓制便成了最起碼的手段。如果這一招不靈，肉體消滅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排除法，自然，這一切要依靠警察、軍隊、法庭。這是一般的極權統治普通的運行規律，在這套規律下運行的政權在維護自身的安全，打擊異己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在斯大林俄國，這套政權運行規程到達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種政權所能達到的還要慘酷和殘忍。儘管它不是絕後的，但肯定是空前的。它演變成了絕大多數人對別人甚至對自己的暴政，那麼，它的獨特性成因何在，我在前文已經分析過，當一政權具備了上述5個條件之後，欺騙人民就變得很容易。人們往往會相信這個政權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義合法的，而且善良的人們會支持它的一切非人道行徑。當宗教裁判所判處一個”女巫”火刑的時候，人們義憤填膺地喊:”燒死她”；路易十六是一個性情寬厚的皇帝，可他在被推上斷頭台之前，人們投的是”殺”票。丹東、羅蘭夫人也都是這樣被推上去給「瑪格麗特」(斷頭機的雅稱)親吻的；這一切都需要人民的支持(嚴格的說是民眾的擁護)。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捷克的宗教改革家楊·胡斯(JanHus)被處火刑時看到一個老婦人虔誠地拿了一塊木料添加到他的火刑柴推上，他感慨地說:”神聖的單純！”(Soncta Simplicitas!)正是這種神聖的單純在助紂為虐。

在所有的這些人為的大劫難中，人的因素被放大到了最大值，人性的惡性也象打開了潘多拉之盒，盡情地釋放。雨果在《巴黎聖母院》中剖析了人性中殘忍的一面，如喜歡觀摩死刑現場，把看別人的痛苦當成自己的消遣。在《古》一書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筆墨淋漓盡致地向我們展現了在極權主義下人性被扭曲的極致狀態。勞改營里，勞改管理人員在這兒已不能被看成是人，他(她)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一部強大國家機器的運行，他對犯人的殘忍順理成章地被理解為階級鬥爭的需要；如果僅僅為了他個人的私慾而非人地虐殺，那也是勞改犯人的死有餘辜。在犯人中間，刑事犯對政治犯可以為所欲為。人們由於在一種強有力的理論灌輸之下，對自己的行為即便懷疑也都能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不管自己的行為多麼荒謬。到了這個時候，人們的惡便會以幾何級數幻變，釋放出巨大的醜惡能量。人們可以拋開一切善良的人性，對自己眼中的”罪犯”以各種方式花樣翻新地折磨，人的尊嚴在這裏就毫無價值可言了。不但管理人員視囚犯如仇人，囚犯之間也是如此，社會上的人們對他們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在這裏幾乎每個人都被理論所掌握控制而失去自我，不肯屈服、有思想的人微乎其微。不難看出此時”人”這個概念已模糊得很難辯認。

當我看到索爾仁尼琴在書中的類似自我反省時，我是非常有同感也是很感動的，更重要的是這種反思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即一套強有力的邪惡思想(它像罌粟，看起來很漂亮但卻是毒品――吸起來令人如醉如痴的毒品)，體系對人有不可估量的異化作用。如果沒有這種異化作用，人類要對自己施暴是不可想象的，群體的異化就像個體的變態，兩者在性質上也許正是相同的。

結束語

50年前，一位曾被蘇維埃政府驅逐出境的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他在蘇聯獄中所表現出來的大勇之風是光輝的典範），曾說過”按照俄羅斯人的精神氣質，革命只能是極權主義的”（《俄羅斯思想》242頁），這個論斷是科學而深刻的，歷史無疑檢驗了它的準確性。如今，他的另一句話也正在不斷地被歷史證明:”俄羅斯人把愛看得比公正更高。”(246頁)在經歷了如此一場劫難以後的俄羅斯人民現在正以毫不虛飾的精神，以理性之刀解剖這一段歷史。俄國是個哺育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國度，他們都以自己對人類深切的愛而載入史冊，彪炳千秋；如今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阿赫瑪托娃、布羅茨基在開禁之後，他們的作品象一把把火炬，再一次燃起俄羅斯人民充滿愛的聖火，象《古拉格群島》這樣的人道主義巨著，對於我們來說也是”一部價值永存的教科書”。就在本文將近尾聲的時候，我突然彷彿聽到在遙遠的俄羅斯，人們正在吟唱一首古老的祈禱詞：

　　上主，請將我塑造成和平工具，
　　哪裡有傷害，讓我傳達寬恕；
　　哪裡有仇恨，讓我播種愛德；
　　哪裡有疑惑，讓我提供望德；
哪裡有絕境，讓我帶去喜樂。
上主，請賞賜我所夢寐以求的，
　　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
　　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
不是被愛，而是去愛。……
　
(摘自<新世紀>,有刪節)

來源：新生網   發稿：2002年7月17日    更新：2002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