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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有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做人的尊严，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不经公正的司法程序剥夺任何人的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言论自由权、信仰自由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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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点思考

人类自我摧残，自我蹂躏的历史是漫长的。在西方和东方，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类似的资料的佐证。《古拉格群岛》向我们展示的则是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俄国的人类自残现象的极致状态。这种观象的产生本身足以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人们不断地问，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吧?或者甚至会不相信，以为全是伪造臆说。可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史料却告诉我们这一切不但可能而且已经发生了。《古》以其直观性、准确性最易引发人们思考这个问题，即为什么人民群众没有抵制这场灾难?大清洗大灭绝时人的心理到底是怎样的？暴政何以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至少是默许)？

任何一种独裁专制政权，如果仅仅依靠某一个人，无论这个人多么残酷嗜血、阴谋机变，都不足以犯下多大的罪行，只有当这种专制依靠一系列来自各方的力量，才可能产生巨大能量。这些力量包括强大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群盲的狂热追随，公务人员的格尽职守等等。但仅此尚不足以有组织有目的按既定方针实行集体化大规模犯罪行为。上述条件仅仅是实行暴政犯罪的硬件，而最根本的则是要有一套美妙无比的理论体系和随心所欲控制舆论的能力，因此，极权主义成功地掌权并且可以为所欲为的条件是:

　　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
　　2、一个受独裁者个人控制的政党(这个政党是群众性的)；
　　3、政党控制下的军队；
　　4、政党控制下的传媒工具；
　　5、一个强有力的警察系统。

在这五个条件中，第l个和第2个是灵魂和核心，而第4个条件是第1、2个条件的外化和具体化，因此从五个条件来看，第1个条件尽管起到了领航员、统帅的作用，但它是虚设的而非实在可能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其它一切非官方的思想都成了异端邪说，如与自己有抵触，则杀无赦。因此，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曾经给人类制造过痛苦的政权，在发挥其虐杀和灭绝的巨大潜力时，总是有一套似是而非，充满光环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有时是一种宗教教义，有时是一种价值取向，有时甚至完全是强词夺理，毫无逻辑根据的种族学说。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判处异端火刑的理论依据是对圣经的信仰；罗伯斯庇尔恐怖政策借助的则是”自由”，法西斯独夫希特勒凭藉的是种族主义，而斯大林依赖的则是”为人类谋幸福”，所有这些理论体系都成了运转它们政权机器的指导思想。

但是仅仅有这些理论体系还不行。在现代社会，要使得一种思想，一种主义深入人心，只有靠有组织有目的的宣传。因此，独裁政党和它控制下的舆论便应运而生。政党的形成是人的集合，舆论工具的被控制是避免恶行的暴露，让人们对他们的教义深信不疑。当有了这些条件之后，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受过相当教育、尚无独立思想能力的百姓成为愚民即不可避免。但是人们毕竟不全是阿斗，他们之中必然会有一些特立独行，敢于和丑恶(首先他们能看到丑恶或预测到丑恶)作不妥协斗争的人，当他们不愿与政权保持一致的思想时，政权就无法容忍他们的存在，在思想上粗暴压制便成了最起码的手段。如果这一招不灵，肉体消灭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排除法，自然，这一切要依靠警察、军队、法庭。这是一般的极权统治普通的运行规律，在这套规律下运行的政权在维护自身的安全，打击异己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在斯大林俄国，这套政权运行规程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政权所能达到的还要惨酷和残忍。尽管它不是绝后的，但肯定是空前的。它演变成了绝大多数人对别人甚至对自己的暴政，那么，它的独特性成因何在，我在前文已经分析过，当一政权具备了上述5个条件之后，欺骗人民就变得很容易。人们往往会相信这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合法的，而且善良的人们会支持它的一切非人道行径。当宗教裁判所判处一个”女巫”火刑的时候，人们义愤填膺地喊:”烧死她”；路易十六是一个性情宽厚的皇帝，可他在被推上断头台之前，人们投的是”杀”票。丹东、罗兰夫人也都是这样被推上去给“玛格丽特”(断头机的雅称)亲吻的；这一切都需要人民的支持(严格的说是民众的拥护)。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捷克的宗教改革家杨·胡斯(JanHus)被处火刑时看到一个老妇人虔诚地拿了一块木料添加到他的火刑柴推上，他感慨地说:”神圣的单纯！”(Soncta Simplicitas!)正是这种神圣的单纯在助纣为虐。

在所有的这些人为的大劫难中，人的因素被放大到了最大值，人性的恶性也象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尽情地释放。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剖析了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如喜欢观摩死刑现场，把看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消遣。在《古》一书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现了在极权主义下人性被扭曲的极致状态。劳改营里，劳改管理人员在这儿已不能被看成是人，他(她)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部强大国家机器的运行，他对犯人的残忍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如果仅仅为了他个人的私欲而非人地虐杀，那也是劳改犯人的死有余辜。在犯人中间，刑事犯对政治犯可以为所欲为。人们由于在一种强有力的理论灌输之下，对自己的行为即便怀疑也都能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不管自己的行为多么荒谬。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的恶便会以几何级数幻变，释放出巨大的丑恶能量。人们可以抛开一切善良的人性，对自己眼中的”罪犯”以各种方式花样翻新地折磨，人的尊严在这里就毫无价值可言了。不但管理人员视囚犯如仇人，囚犯之间也是如此，社会上的人们对他们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被理论所掌握控制而失去自我，不肯屈服、有思想的人微乎其微。不难看出此时”人”这个概念已模糊得很难辩认。

当我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书中的类似自我反省时，我是非常有同感也是很感动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反思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即一套强有力的邪恶思想(它像罂粟，看起来很漂亮但却是毒品――吸起来令人如醉如痴的毒品)，体系对人有不可估量的异化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异化作用，人类要对自己施暴是不可想象的，群体的异化就像个体的变态，两者在性质上也许正是相同的。

结束语

50年前，一位曾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的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他在苏联狱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勇之风是光辉的典范），曾说过”按照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革命只能是极权主义的”（《俄罗斯思想》242页），这个论断是科学而深刻的，历史无疑检验了它的准确性。如今，他的另一句话也正在不断地被历史证明:”俄罗斯人把爱看得比公正更高。”(246页)在经历了如此一场劫难以后的俄罗斯人民现在正以毫不虚饰的精神，以理性之刀解剖这一段历史。俄国是个哺育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国度，他们都以自己对人类深切的爱而载入史册，彪炳千秋；如今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在开禁之后，他们的作品象一把把火炬，再一次燃起俄罗斯人民充满爱的圣火，象《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人道主义巨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部价值永存的教科书”。就在本文将近尾声的时候，我突然仿佛听到在遥远的俄罗斯，人们正在吟唱一首古老的祈祷词：

　　上主，请将我塑造成和平工具，
　　哪里有伤害，让我传达宽恕；
　　哪里有仇恨，让我播种爱德；
　　哪里有疑惑，让我提供望德；
哪里有绝境，让我带去喜乐。
上主，请赏赐我所梦寐以求的，
　　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
　　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
不是被爱，而是去爱。……
　
(摘自<新世纪>,有删节)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02年7月17日    更新：2002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