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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旭

勞埃德爵士此次擔任”竺可楨講席”的首任講席教授，集中三周時間，共舉辦了8場系列研討和一次主題演講。主題演講的題目是《論科學的%%$起源%%$》，8場研討的主題則分別是：天文學的目標、數學–純粹的和應用的、希臘-羅馬和中國的技術、動植物研究及其在科學思想中的意義、疾病與人體理解、地理·歷史的知識的擴展、科學的語言、科學與社會。他的講授涉獵廣泛而用語嚴謹，思想睿智而談吐風趣，從古希臘、古巴比倫到古代中國，從數學、天文、地理到動植物、醫學、技術，從表達科學的語言到科學賴以植根的社會、文化和制度背景，橫跨史學、哲學、宗教學、社會學、科學史等諸學科而遊刃有餘，給中國學者提供了難得的學習理解和討論交流的機會。大家或許有著各種收穫，而我更感興趣的是勞埃德教授科學史研究的思想與方法，集中體現於他再三強調的他的”新科學史觀”。

從第一講始，勞埃德教授就提出其”新科學史（new history of science）觀”，並將之貫穿于整個講席之中，在最後一講的結論里，他回到這一出發點並予以了再度重申。他認為，要了解何謂科學，最好先回顧歷史。通過對古希臘和古代中國這兩個不同文明中科學活動的比較研究，他指出”複雜的經濟、技術和政治結構對人類認知自然的模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具體考察了古代世界的這兩種不同社會形態中研究與制度間的持續張力，以及研究結果的不可預見性、思維慣性的作用、欲將已有理論推而廣之的普適化雄心等因素對兩者研究活動的影響，並認為這些因素至今仍在對科學起著作用。勞埃德教授用下面三個命題概括其”新科學史觀”，即：（1）好史學能解決哲學問題；（2）古人不是今人；（3）古人不蠢。以下，就來理解他的這些命題。

關於”何謂科學”的問題，科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常常從不同角度各執己見，實在論者、非實在論者、社會建構論者、文化決定論者、文化相對主義者等等為此爭論不休。但從歷史角度進行考察，可能有助於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因為，科學不是一成不變的，從古到今，所謂”科學”其內容、形式、方法和作用已然發生了很大變化！要全面了解科學，包括科學的本質、人們對科學的認知到科學及其文化、社會、制度背景的關係等等，就應當研究歷史中的科學。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科學無疑是普遍的，因為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手段以及人們的基本認知能力都是普遍的。但為什麼在古代和現代社會，我們實際所發現的卻是信念體系的多樣化呢？不僅在宗教、美學、道德等領域中，而且在關於自然界的信念體系方面，不同的社會呈現出多樣性特徵。那種僅僅以自然環境的多樣性來解釋的方法是遠遠不夠的，文化決定論也不能合理解釋文化體系內部的變化。事實上，勞埃德不主張任何一種決定論的觀點–即，以為社會、文化或政治環境決定科學。他認為，科學與社會間的影響是雙向的，科學家在影響社會的同時，也受到其所處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影響。

比如，在古代世界，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希臘人，他們都觀察天文現象這一點是相同的，但其研究的根本目的、基本內容、理論與方法等等，卻大相徑庭。在古代中國，人們認為，最高統治者皇帝不僅要對百姓的福祉負責，而且其德行還應當體現天地人的宇宙和諧，因此，了解和預測天象成為國家的頭等大事之一。自漢代以後，中國古代對”天”的研究所設機構一直是政府的一個部門（欽天監或司天監），制定精確的曆法和預測異象是其首要任務。他們研究曆法、日月蝕、行星運動及不規則現象，從長期而連續的天象紀錄出發，預言周期性的天文現象，並得到統治者穩定的支持。其優點是研究的穩定性和觀測的延續性，但這種官方機構易於僵化，並且要求研究服從於政治權威。有時，欽天監對日月蝕預測的不準確，並未作為其天體運動模型失敗的證據，促進對原有的理論加以修正，反而成為皇帝德行的標誌。

而古希臘的天文研究則不同。希臘的研究者不為統治者服務，因而也就得不到來自國家的穩定支持。他們大都以教師為業，公開講演與辯論、發表不同凡俗的觀點是吸引學生和建立自己聲望的重要手段。研究者們這種面對面的激烈交鋒，也是以當時希臘的政治和法律辯論為楷模的。這就導致了古希臘人勇於挑戰常識與傳統，追求創新，在公開場合鍛煉自己的論辯技術和公然張揚批判精神–既認真審視別人的論點，也努力完善自己的主張。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嚴格的證明的方法發展起來，即，從不需證明的前提（公理）出發，運用有效的演繹推理，得出無可辯駁的結論。反映在希臘的天文研究方面，其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揭示天體運行的規律性；研究方法則是通過運用證明方法構造幾何模型，以解釋表觀天體運動的不規則現象。

對古代中國和古希臘天文學的比較研究表明，對同一自然對象的研究可能很不相同，研究活動與社會制度之間有著一定的關聯。同時，對研究活動起作用的各因素之間（如國家的支持與研究者的自由之間）的張力是十分重要的，但不存在某一個全然有利於科學發展的因素。古代中國國家的支持和機構的建立為研究帶來巨大的益處，也為數量可觀的、受過專業訓練的研究者提供了穩定的職位，但這樣的制度則可能抑制創新；古希臘沒有這樣的制度，個人可以自由地從事研究，但缺乏穩定的支持。對創新的追求和對他人意見的根本懷疑，雖然刺激了創造性思想的產生，卻又使研究者之間難以達成共識，進而難以發展成一個為人們一致接受的、指導進一步探索的基本框架。因此，在勞埃德教授的主題演講中，他以這樣的讚歎作為結束語，”希臘智慧的光輝給人印象至深，而中國在天文觀測上持續不斷的努力則使其贏得易如反掌。” –這個例子，說明史學的實證考察為闡釋哲學的深奧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

關於勞埃德的”新科學史觀”的后兩個命題，轉換成疑問句，至少關涉以下幾個問題：我們應如何看待古人的”科學”？我們應以怎樣的姿態和方法來研究古代科學？我們能否以現代科學的內容來評判古人的研究？等等。更進一步也是最關鍵的：我們如何不以現代科學來研究古代科學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在整個講席中，勞埃德教授不斷提醒大家，不要以我們今天所熟悉和習慣的”科學”來衡量古人的研究，要回到古人自己的世界設身處地地理解他們。他在自己的主題演講的標題”論科學的%%$起源%%$（On the%%$Origins%%$of Science）”中給”起源”一詞加上了引號並使用複數，認為想發現科學的起源是徒勞的。他解釋說，”稱那些早期的研究者是在%%$發明科學%%$是荒謬的：他們並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他們有自己的目的、動機、方法和假設。但如果我們不滿足於把科學看作是我們所知道的某種神秘的東西（這正是今天人們談論的所謂%%$科學%%$–筆者按），那麼，那些早期研究者的目的、動機、方法和假設正是需要我們去了解的。” 上述勞埃德對古代中國和古希臘天文研究所作的令人信服的比較，正是從古代研究者的目的、動機、方法和假設出發而展開的。在其餘幾講中，他通過關於古代中國和古希臘的數學、地理學、歷史學、動植物研究、醫學、技術等等的比較，圍繞上述中心而展開和深化，成為其論點的有力佐證。

我們再來看看勞埃德對古代中國的古希臘關於疾病、治療和人體認識的討論。無論古今，對健康的要求為人們所必須。但在古代世界，中國人和希臘人是如何認識人體、如何理解疾病、如何進行治療的呢？勞埃德首先區別了英文中的Disease和Illness這兩個與疾病有關的詞。他指出，Disease是指可以診斷的客觀現象，而Illness則是指（主觀）感覺到的身體不適。他舉例說，當你感到身體不適而去就醫時，如果是看西醫的話，會先給你來一通檢查，量血壓、抽血樣、取尿樣等等，醫生再根據取得的種種數據所表徵的disease，實施治療；而如果你看中醫，你只是去”看醫生”（不是”看儀器”），向醫生訴說你的不適，醫生則根據你的病症（更多的是illness，而不是disease –這是否更接近人們今天的健康觀念？）或脈象，開方配藥（當然，現在的中醫院也有了各種檢查，但對一般的頭疼腦熱，仍然無須大動干戈地檢查）。這兩種對疾病的不同看法和處理方式，可追溯到古希臘和古代中國。

 在《呂氏春秋》和《黃帝內經·素問》中，我們可以找到中國人關於”大宇宙-小宇宙”的理論在對人體認識上的體現–在人體和國家之間建立詳細的對應關係。身體的每個器官各司其職，如同國家的每個機構或官員一樣，理想的狀態是體內的氣血自由地不停運行，一如開明的帝王和其身邊大臣們的良好溝通。疾病則被認為來自外部的侵襲或體內的障礙。而在古希臘，除了醫生之外，給人治病的還有修腳人、接生婆和祭師，在那裡關於疾病和人體的構成有許多相互對立的理論，疾病到底是由什麼引起的，是體液、元素？或匱乏、冗餘？無法達成共識。在荷馬史詩中，眾神被看作是引起瘟疫的原因；但在公元前5世紀，人們則摒棄了神與直接致病或治病有關的觀點。在公元前4世紀，關於是否應該對人體和動物進行解剖產生過許多爭論。不過，爭論集中在人體解剖對醫學知識是否有用上，而不是解剖的過程應該如何。後來成為古代西方最主要的醫學權威的蓋倫（公元2世紀）仍然相信，關於人體和動物單個器官結構和功能的知識是成功的醫學實踐所不可或缺的。

上述問題，顯示了古代中國和古希臘的人們在人體和疾病等等的相關認知上，有著不同的思維視野和認知特徵，這些不同與兩者的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不無關係，但無法認為孰高孰低或誰好誰壞，不應當用價值評判來論斷不同文明形態。直到今天，西醫與中醫依舊並存於世，無論醫學理論還是治療方法都還是不同的（當然中醫借鑒西醫的技術手段以補充診斷之準確性是無可厚非的），證明都有各自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古人不蠢”的明證。至於”古人不是今人”的命題，看似直白卻寓義深遠，古人當然不是今人，但歷史研究特別是科學史的研究必須再現古人，無論是以今人的視野還是力圖”還歷史本來面目”。

另一科學史名家戴維·林德伯格（David Lindberg）在《西方科學的起源》（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中文版序中寫道，”倘若我們根據現代物理的標準來評判亞里士多德的運動理論，或許就會覺得亞里士多德是一個傻瓜，沒有能力得出符合事實的結論，甚至是理智的結論。但倘若此時我們根據的是這一理論所意欲回答的問題、期望它所符合的標準、以及期望它所納入的更廣大的理論框架，我們的判斷就會大不相同。這一考慮到事物來龍去脈的能力，是正確的歷史實踐之核心，也是在人類活動其他領域做出合理判斷的必不可少的技能。”（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4頁）這段話所表達的觀點，與勞埃德的”新科學史觀”同出一轍。他又說：”歷史學家的任務，不是給過去打分，而是理解歷史。”（同前書，第367頁）換到我們所談的問題上來，就是”理解古人”。勞埃德一再強調應從古人自己的”目的、動機、方法和假設”入手研究古代問題，而不是評判其研究是否符合現代科學的標準。我們知道，現今的”科學”是近代以來的東西，距離古代中國或古希臘十分遙遠，且又橫跨不同的古代文明，顯然無法合理而客觀地說明當時、當地的具體史實。而且勞埃德的”古人就是古人”的論斷，能夠提示我們按其上述研究古代問題的方式入手，在考察古人的目的、動機、方法和假設之中，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的重要史實背景來研究古人的思維與理念，在歷史與哲學的結合中理解古人的智慧、創造與發展。在講席中，勞埃德被問及”我們為何要研究科學史”時回答說，至少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歷史方面的，我們應當知道今天所了解的一切從何而來；二是哲學方面的，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自然–過去如何理解，現在如何理解，將來會如何理解。即使在現代科學中，也繼承和使用了一些早期研究者的觀念和方法。雖然”古人不是今人”，但兩者是有關聯的，今人非從天而降，其創造是以前人的成就為前提的。從而，”割斷歷史”也是不可取的，更何況今人乃至今天的科學的發展變化更是迅速而巨大呢，既不應當割裂歷史也不能籠而統之。

循著勞埃德的”新科學史觀”，來重新思考討論得已經不少的”李約瑟問題”及”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問題”，或許能有新的啟發。

1、”好史學能解決哲學問題。”對於一些在哲學上爭論不休的問題，通過認真研究歷史，可能有助於問題的深入。應當注意，關於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問題”原命題”本身有著歧義，並以歧義為基礎展開著認認真真的討論。在勞埃德看來這個問題似應視作歷史（學）問題，可能會有新的突破，這是頗具啟發意義的；而在我國近來的討論中，往往被作為一個”哲學問題”，例如如何界定”科學”的定義及爭奪”科學話語權”的問題（參見田松的文章《科學話語權的爭奪及策略》，《讀書》2001年第9期）。當然，論題自有道理，但方法則應當考慮，尤其是對話或討論應以無歧義的前提為基點。應當說，不分古今中外籠統地談論”科學”，有可能把問題更加複雜化。勞埃德就反對籠統地談論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他說，我們今天所習慣的科學在許多方面與過去大不相同，好多研究領域在最近的幾十年前還根本不存在，實驗室這種現代科學中十分重要的建制在一個世紀前才出現，給科學劃界也是很成問題的，還不僅僅是如何使用”科學”這一到19世紀後期才有的術語。

戴維·林德伯格明確指出，”如果科學史家只把過去那些與現代科學相仿的實踐活動和信念作為他們的研究對象，結果將是對歷史的歪曲。……如果我們希望公正地從事歷史研究這一事業，就必須把歷史真實本身作為我們研究的對象。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抵抗誘惑，不在歷史上為現代科學搜尋榜樣或先兆。”（同前書，正文第3頁。）勞埃德也認為，在古代文獻中尋找現代科學的分支學科是舊的科學史（old history of science）方法。如果一定要對”科學”下一個定義，林德伯格則建議，歷史學家對科學的定義應當是相當寬泛的；而且追溯的年代越久遠，所需的科學概念就越寬泛。惟有如此，我們才可能了解古人的研究實踐及其所基於的信念，了解其研究實踐與當時的文化、社會、制度等等之間的關係，以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現代科學事業。

2、研究科學史應從古人的”目的、動機、方法和假設”入手，而不是評判其研究是否符合現代科學的標準。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曾說：”一個人不了解生下來以前的事，那他始終只是個孩子。”說明了了解前人是何等重要！今天，科學在中國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科教興國”已成為一項基本國策，科學的最新進展也常常成為新聞炒作的一大賣點，但有多少人了解今天的科學是從何而來、將向何處去？古人的”目的、動機、方法和假設”有何特點？作為身處不同於西方文明的華夏國人，我們對自己祖先的了解比別人了解得更多嗎？在我們祖先的研究活動中，有哪些是不同於我們今天已習慣了的所謂”科學”的方式、且又對認知活動有重要意義或有借鑒價值的呢？對不同文明形態應當以”多元化”的相互平等方式來進行研究，不應以”某某中心論”的評價體系或予其某種主觀的價值評判。

3、”古人不蠢。”無論古希臘人還是古代中國人，都不見得比今人愚蠢，因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及其思維與創造。例如，哲學與詩歌。古希臘成為西方文明的”源頭”之一，直到西方世界步入近代之際其”文藝復興”的光輝猶在；而中華文化作為惟一綿延數千年亘古不絕的大河文明形態，具有高度發達和繁榮的歷史文化與未來前景，因此都是值得認真研究的。勞埃德的研究表明，古代中國和古希臘社會的一個共同之處是，二者都具有達到了一定複雜程度的經濟、技術和政治制度，而且，其中有一定數量的人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而這些被認為是各種研究活動得以產生的必要條件。他指出，”很顯然，為保持持久而有系統的研究活動，必須能夠保存、利用和轉移每一代人所做的工作，這就意味著必須有足夠發達的交通與通訊技術，有能夠對之加以利用的社會建制。” 此外，比較研究並不是要分出孰高孰低，更多地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之上的相互參照與考察，有利於在比較的基礎上反觀和深化自身。關鍵是，什麼和什麼可以比較！應當注意，在歷史研究中，誇大任何一種因素的作用都是危險的，勞埃德教授對古代中國的古希臘的比較研究揭示”每一體系的優勢和劣勢都以令人驚訝的方式成為彼此的鏡象”。因此，在影響科學發展的各因素之間（如政府的支持與研究者的自由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是必要的。這也許對於科學政策的制定者而不僅僅是科學史的研究者也能有所啟發。

(摘自 http://www.ihns.ac.cn)

發稿：2002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