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哨子的人與吹哨媒體-揭開被掩蓋的中共肺炎內幕
文：同根 無弦
2020年初，武漢爆發的肺炎瘟疫傳遍中國、殃及全世界，與中共的欺騙和掩蓋密不可分（作者製圖）
2019年末至2020年初，武漢爆發肺炎疫情，在中共的維穩掩蓋之下，武漢人一如既往地年前歡聚、走親訪友，瘟疫迅速傳遍武漢、撒向全國、播向世界。至2020年4月19日，已造成全球229萬人感染，16萬多死亡。而中共報道的大陸感染人數8.4萬，死亡4642人，而在武漢市區，清明節前集中發放骨灰盒就在2萬個左右，超過正常死亡約5倍——自相矛盾的宣傳，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定為欺騙。
吹哨人——率先向大家預警疫情者的代表，李文亮醫生的感染和去世，牽動了所有中國人的心，被中共強行淡化處理，掩蓋結案。
吹哨人的源頭——「發哨子的人」艾芬[1]，上了大陸《人物》3月刊的封面報道，迅速引爆了網路，網民的怒火再次爆發，結果雜誌迅速被中共勒令刪文、換封面。
發哨人的源頭——「做哨人」，那些最先發現疫情的人呢？他們的故事，在大陸已經無人敢問津了。因為被中共嚴格管控，沒有辦法直接採訪當事人，只能深挖新聞和網文，借海外自由媒體來展現一二。
（一）微遠基因公司，做好哨子交給兩方
2019年12月26日，廣州微遠基因一位研發人員上班后，在開展工作前，照例瀏覽一下mNGS（宏基因組二代基因測序）自動分析結果，發現了意外。[2]
「SARS冠狀病毒」的結論，自動顯現在一份樣本的檢測報告上。他心頭一緊：難道2003年爆發的非典SARS瘟疫改頭換面、捲土重來了？當即放下手頭要做的工作，全力深入分析。
12月26日，廣州微遠基因公司內部交流「發現新冠病毒」的微信截圖。
探究之中，他與「專業上司」不斷溝通，部分談話截圖如上圖，兩人做了充分考量權衡。
12月27日，他們組裝成接近完整的「新型病毒」基因組序列，共享給中國醫科院病原所。並電話告知（注意沒敢提交正式報告）送樣的武漢中心醫院：發現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傳染嚴重（人傳人），提示要隔離患者。醫院當即採取了隔離措施。
同時，微遠基因無害化銷毀病毒樣本，消毒實驗室，確保自身安全。
因為新病毒有高傳染性，會人傳人，才要隔離。微遠基因在第一時間做了第一套「警告疫情的口哨」，交給上級，同時交給武漢中心醫院。
28日，微遠基因公司的領導，再次跟醫院和疾控中心（CDC）的人通電話，提示情況嚴重。29日親自去武漢，跟醫院領導彙報，30日去疾控中心，向領導當面彙報、交流，一切都在緊張、保密中進行。
30日，微遠基因得到了友商（北京博奧醫學檢驗所）的新型病毒的基因組測序結果，樣本來自武漢中心醫院另一患者。兩個病毒一致，這樣在基因水平上，證實了人傳人。
可以這樣說，微遠基因在第一時間做了兩個「警告疫情的哨子」，分別交給了武漢中心醫院的領導、武漢疾控中心的領導。他們焦急地觀望，等待著「接哨子」的兩方吹響疫情的警報——但是這些領導，都是受上級黨的領導，讓黨自己吹疫情口哨、「破壞穩定」，無異於痴人說夢。
微遠基因的專家們，就這樣在焦急和憤懣中期盼，眼睜睜地看著疫情在人間悄然擴散。
12月26～27日，武漢的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科主任張繼先，接診了兩位感染特殊肺炎的老兩口，又叫來他們的兒子，三人肺部都有特殊影像，典型的家庭互傳。這是在實際病例層面，確定了人傳人！
同日，發現另一家華南海鮮市場商戶有同樣病症。當日，張主任上報醫院，再上報市疾病防控中心。同時，讓科室醫護人員戴口罩，訂購隔離服（不是防護服）——整個科室基本得以保全。
28～29日，華南海鮮市場又有3名患者入院，在張繼先的努力下，中西醫結合醫院再次上報。事後，張繼先被官媒表彰為上報疫情第一人；2020年2月4日，被湖北省記大功獎勵；同月，被定為2020年全國勞模推薦人選；3月5日，被國家授予「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
張繼先太天真了，她連續兩次做哨，交給了上級、交給了黨，她相信黨會拿著她的「預警哨」，四處吹響。所以，她嚴格遵守紀律，只向上級彙報疫情，沒有在網上泄漏「機密」，對親朋好友守口如瓶，連醫生內部都沒有擴散消息，僅僅是讓同事簡單防護而已，沒想到，黨拿起她做的「緊急疫情哨」，吹出來的，卻是「和諧穩定」的旋律——後面大家會看到！
黨表彰她，是為醫生樹立一個聽話、守紀、向人民隱瞞真相的樣板。
12月30日，北京博奧檢測報告單傳給武漢中心醫院，艾芬主任在SARS上畫紅圈，傳給各微信群組。
2019年12月30日，北京博奧醫學檢驗所的基因檢測報告，傳給了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看到后，用紅筆圈出「SARS冠狀病毒」。當醫生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了過去，並轉發給醫院的各科室組群——僅僅是發了圖片，對醫生來說，無需解釋。艾芬說自己不是疫情的「吹哨人」，而是「發哨子的人」。
接到艾芬發來的哨子，李文亮、劉文、謝琳卡等醫生，在自己的朋友圈吹響了，他們不但轉發圖片，還做了不同的解釋，其中李文亮解釋的較多、較詳細，自然，他受到警方的打擊相對較大。
李文亮微信截圖，轉發的艾芬傳來的報告，並儘可能做了詳細解釋。
網路由此被引爆。疫情的哨聲，雖然只是在醫院同學、醫生同事之間吹響，廣大普通百姓沒有聽到，人民還在瘟疫的輕風裡飄搖，但畢竟有很多醫生和家庭開始了自我防護。
現在中共管控下的大陸媒體這樣說：「就是這份（注：指北京博奧）犯了一個小錯誤的檢測報告，卻直接引起了武漢醫生們的注意，通過社交媒體吹響了對公眾的警哨。」 「他們的基因庫不夠全，也可能是沒做複核，所以犯了一個小錯誤，實際上跟SARS不是一回事，就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警方處理「8名造謠者」和「李文亮為代表的醫生」，官方的辯護詞也是這個邏輯：確實不是「SARS（薩斯）」，所以警方說他們造謠（發現了7例SARS）、處理造謠者「是正確的」！
真是這樣么？
警方處理那些醫生的時候，警方知道「SARS冠狀病毒」（SARS-Cov）和「SARS樣冠狀病毒」（SARS-CoV-2）的區別么？那時候連學術界還沒搞清楚，後來才把兩者分開，警方代表公檢法這個龐大的系統，怎麼能「未卜先知」地拿後來的標準，提前去判以前的案子呢？如此違背了「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則，怎麼中共的整個「公檢法」界，對如此執法犯法、歪曲法律，群體緘默、萬馬齊喑呢？
就算後來學術界把SARS-Cov和SARS-CoV-2分開了，北京博奧的檢測報告，也沒有錯！因為病毒的分類信息一直都不統一，國際上的分類規則、方法也不統一，在世界學術界公認NCBI分類系統中，新冠病毒屬於的「SARS樣冠狀病毒」（SARS-CoV-2），是劃分到薩斯（「SARS冠狀病毒」，SARS-Cov）下面的。
正因為當時國際上公認的分類原則，2020年2月11日，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才把新冠病毒，正式命名為【SARS-CoV-2】（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冠狀病毒2型），直白地說，就是「SARS二代」！
所以，按照當時公認的NCBI分類原則，北京博奧的檢測報告：「SARS冠狀病毒」——並不錯！艾芬、李文亮等醫生轉發的發現「SARS」也沒有錯，二代的SARS也屬於SARS！
可嘆的是，當今只有海外獨立於中共的媒體，才能發出這樣正義的聲音：北京博奧的檢測報告、艾芬、李文亮等醫生轉發和吹響的警哨，在科學上並沒有錯，並不是謠言——真正的造謠者，是中共的整個系統，肆意違法、違背法律原則，公檢法對此不但不糾正，還不追究，繼續混淆視聽。
中國學術界對【SARS-CoV-2】的命名，開始並沒有異議，都接受，都使用這個正規名稱。那麼，COVID-19是咋回事呢？COVID-19是世衛組織命名的疾病名稱，被新冠病毒感染了，得的病叫COVID-19。所以，SARS-CoV-2和COVID-19是并行的兩個國際名稱，對於病毒來說，應該遵循國際病毒委員會的命名：SARS-CoV-2。
但是，SARS-CoV-2在給中共打臉！因為2003年薩斯瘟疫「莫名其妙」地消失之後，中共宣布戰勝了SARS（鍾南山卻堅持說：SARS還會捲土重來），現在SARS-CoV-2，二代「升級版」來了，中共沒臉面對，所以指使中國的學術界，向世界發出改名的倡議，要把SARS-CoV-2改成2019-nCov，抹掉中國人對薩斯的慘痛記憶，和對中共的質疑。
這種文字遊戲，和中共在新地圖上、在推行的「新文化」上，把「海參崴」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樣的，都是要抹掉人民的記憶，那些可以聲討中共的歷史記憶。
12月31日凌晨1點半，吹哨人李文亮被連夜叫到武漢市衛健委查問。天亮后，又多次被叫到醫院監察科檢討。
同日，吹哨人劉文也被醫院約談查問，吹哨人謝琳卡被警方電話查問。
2020年1月1日，武漢市公安局通報，散布武漢肺炎不實消息 8人已被警方依法傳喚、處理。
1月2日，艾芬這個「造謠源頭」遭到醫院黨委書記蔡莉等人的嚴厲斥責：「你視武漢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顧；你是影響武漢安定團結的罪人；你是破壞武漢市向前發展的元兇。[3]」 艾芬幾乎崩潰，從此閉嘴。
劉文被警方傳喚，到派出所做筆錄。從此閉嘴。
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傳喚，在《訓誡書》上簽字，從此閉嘴。
艾芬對自己當初的閉嘴，痛悔不已：「後悔當初就應該繼續大聲疾呼，應該在所有的人問我們的時候，繼續說。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時間能夠倒回來該多好。」[1]
為什麼他們都選擇了閉嘴做順民？因為中共當局威脅的背後，是強大的迫害。遠的不說，1989年6月4日，向反腐敗、反專制的請願學生群體開槍，血洗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學生被誣衊為暴徒；替人民說話的趙紫陽，被終身監禁，一直到死；1999年開始鎮壓法輪功，謊言和暴力做到了極致，經濟剝奪（下崗）、名譽搞臭（誣衊）、肉體消滅（迫害致死），大興冤獄，大搞「思想犯罪」……
此時，只剩下海外那些「吹哨媒體」，在向世界大聲疾呼：中共在掩蓋疫情，已經人傳人了，千萬不要上當受騙——可是，因為中共封網，大部分中國大陸的人，看不到也聽不到。
1月3日，復旦大學生物醫學研究院、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張永振教授，收到了武漢市中心醫院快遞來的樣本。整個團隊加緊檢測，1月5日凌晨，檢測出一種「新型SARS樣冠狀病毒」，測出了該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
當日，張永振立即向上海市衛健委、國家衛健委等主管部門報告，提醒他們新病毒與SARS同源，應是經呼吸道傳播，建議在公共場合採取相應疾控防疫措施。
這是高級專家的首次、正式預警，張永振團隊做出了「緊急疫情哨」，交給上級、交給中共，等待吹響。
1月6日，中國疾控中心內部啟動二級應急響應，但是內緊外松，不能讓外部知情。武漢開政協、人大兩會，黨員也要為和諧穩定犧牲（會後至少有200多人出了狀況）；民間依然是一片歌舞昇平，逛市場大採買，籌備年貨頻繁出行，在瘟疫的旋風裡飛舞，渾然不覺。
2019年12月31日，國家派出第一批專家組赴武漢。1月4日，專家組公布結論：「未發現明顯人傳人。」
隨著染疫的人越來越多，2020年1月8日，第二批專家組到武漢。專家組長王廣發1月10日宣布：「未發現明確人傳人，疫情可防可控可治。」
被全國人信賴的專家組，兩度錯報，百姓放心大胆地年終聚會、走親串友、四處旅行。國家級的專家精英，因為做了瘟疫擴散最強力的推手，招來罵聲一片。
王廣發為首的專家，全面甩鍋給武漢當地，說武漢衛健委、醫院合夥欺騙他們，自己毫無責任——真是這樣么？中共大躍進的時候，高官們視察下基層被騙，一手推起了浮夸風，這些高官沒有責任么？
就算是被武漢市醫院所騙，可是這些專家組，是知情而來的，他們看到了三方、四方上交的「緊急疫情哨」——
微遠基因、北京博奧、復旦大學生物醫學院張永振團隊，這三家單位在基因層面上，分別認定了人傳人的危險病毒；武漢的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張繼先，在臨床病例層面上，確定了人傳人。這四個單位的獨立工作，都上報給了上級、直達中央。
這些中央的專家組，看不懂基因層面的報告？基因層面的結論，是最有說服力的「人傳人」的鐵證，病毒學家都能看懂——難道中央派的國家級專家，沒有一個懂病毒學的？只是一批看病開藥的大夫專家？
即使如此，還有張繼先上報的臨床病例報告，同樣是「人傳人」的明證，怎麼這兩批「大夫專家」，沒人看懂呢？
諷刺的是，中央級第二批專家組長王廣發16日回京，17日患輕微結膜炎，18日發熱，20日自我判斷被新冠病毒感染，21日檢測陽性，自身證實了人傳人！
作為眾矢之的、被百姓痛罵不止的王廣發康復后，3月5日被國家授予「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民間大感詫異，其實大可不必。
因為王專家1月10日在央視發布「未發現明顯人傳人、可防可控」，打臉4方上交「緊急疫情哨」的專家，和中共維穩的宣傳完全合拍；又因為王專家事後全面甩鍋給武漢市，又與中共高層的甩鍋策略如出一轍，在替中央甩鍋，如此與黨高度保持一致的專家，怎能不被中共評為全國先進、立為標杆？
（八）復旦張永振，再做哨子交世界，被勒令停業！
復旦大學的張永振教授，對疫情不敢有絲毫怠慢。他1月5日上報，把「緊急疫情哨」交給上級之後，焦急地等到了1月10日，還沒反應，索性將新病毒基因組序列共享上網，這是全球首次公開。
這次公開意義重大！因為全球的病毒學家，會從基因序列上，判斷出這是SARS級別的病毒，識別出高傳染性和致病性，認定這是一場劫難性的瘟疫，從而催動中共高層早日公布疫情。海外的科學家隨時可能搶先響應這個學術熱點，構成向中共領導的逼宮。
張永振此舉，僅僅是違背了中共「不準向外界泄漏病毒信息」的臨時新規而已（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團隊早在1月2日就完成了新病毒的全基因組測序，只是聽話地交給了上級，沒敢公布）。違規的代價很小，意義卻極大——他做了「緊急疫情哨」交給了全世界的病毒學家，等待他們向全世界吹響，自然能讓中國「共振」。
沒想到，身兼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教授的張永振，1月12日得到結果，竟然是被市衛健委勒令：公衛中心關門整改！卻不講任何原因。
張永振提交4份報告，申請重新開放公衛中心P3實驗室，進行病毒相關研究，苦等無果，直到疫情失控，又等了4天，到1月24日方得獲准。
更沒想到的是，國際上對張永振公開的病毒基因組序列，並不熱衷於做功能性解讀——因為國際上都相信了中共官方的宣傳：可防可控，疫情不重，沒啥大不了，誰還急著解讀？麻痹大意，把張永振等著救命的「緊急疫情哨」擱置了。
（九）再搏捂蓋人傳人，三查專家下定論
武漢的疫情越來越嚴重，已經沒法掩蓋了。1月17日開始，中央派出第三批專家組去武漢。組長鍾南山18日晚上到達，19日力追隱情，終於追出了1個病人傳染14名醫護人員的事，但是武漢方面只是私下向鍾南山承認，並及時補充一句：那些被感染的醫生護士，還沒有最終確診（核酸標準）。因為鍾南山去武漢之前，已經在廣東了解了一個人傳人的武漢肺炎病例，所以此時，鍾老已經明白了真相。
1月19日，武漢疾控中心主任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新病毒傳染力不強、風險低、可防可控。
1月19日，武漢市遵循「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4]的原則，在沒有得到中央授權的情況下，為中共的維穩，做最後一搏——疾控中心主任李剛繼續掩蓋疫情，機械地、背誦稿件一般地宣講：「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力不強，不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但持續人傳人的風險較低……疫情可防可控。」
1月20日，鍾南山對維穩唯大的「大局」反戈一擊，在電視發布會上宣布：「肯定人傳人了。」
這不是吹響「疫情預警哨」，因為疫情已經失控，捂不住了，要封城的消息兩天前已從內部傳出，武漢人心大亂，才不得不承認的。
從武漢封城的決定傳出，到1月23日10時封城，《新冠瘟疫：回溯誤區 驚見根源 根本治愈》一文根據往年的武漢空城率，計算出封城前離開武漢的500萬人中，約有300萬是計劃外逃離，是被嚇跑的，瘟疫灑向了全國、世界。
（十）吹哨媒體傳真相，中共捂蓋假宣揚
前面先後有四路專家，做好了「緊急疫情哨」，交給上級、直達中央，急切地等待著中共吹響，解萬民于倒懸——可是，等到的卻是中共維穩第一，吹響了和諧穩定的樂章，直到再也無法掩蓋。
與1月20日中共不得不承認人傳人對比，早在1月4日，海外阿波羅網，就通過深入、嚴謹的分析，確定了武漢疫情爆發，已經出現人傳人了。
海外獨立中文媒體阿波羅，早在1月4日就通過嚴謹分析，揭露了武漢疫情人傳人的真相。
中共大外宣的戰略下，海外很多中文媒體，被中共收買，成為中共的傳聲筒，真正獨立、不屈從於中共利誘的中文媒體沒多少。這些媒體，如阿波羅、大紀元、新唐人電視台、看中國、明慧網等，一直在揭露中共的謊言，揭示疫情真相，不少人是因為看到這些網站的真實報道，才提前逃離武漢、逃離中國大陸的。
而中共控制的各種媒體，以維護中共統治為第一要務，始終是掩蓋式宣傳，只講好消息、只做「正面」宣傳、傳播「暖新聞」，掩蓋各種疫情數字，銷毀疫情數據，要求醫護人員、工作人員簽署保密協議，不得對外泄露，不得接受媒體採訪……
中共在疫情數據上大肆掩蓋、造假的證據和揭露。
朝陽市衛健委遵照中共上級指示，命令銷毀疫情文件數據和簽署保密承諾書的紅頭文件。
因為相信中共的宣傳，世界各國被謊言麻痹，已經造成了空前的、無法估量的損失。世界各國在痛揭中共謊言的同時，也須反思一下自己，為什麼對這麼多獨立於中共的、一直為疫情向全世界緊急吹哨的媒體淡漠？對他們吹響的「真相哨聲」充耳不聞？早些接受真相，何至於此？
世界各國受害，因為聽信中共的謊言，忽視了海外吹哨媒體的正義之聲，誤區尤在，警哨未聽。
既然巨大的損失，是因為聽信了中共的謊言導致，那就該到那些「不被中共控制和利誘的獨立媒體」，去聽聽「警醒當今中西方誤區」的哨聲，看看解決疫情、救人的正確方法和活生生的有效例證，而不是迷惑于中共的新外宣、新計策，沿襲中共的抗疫方式，那必將沿襲中共讓人民付出的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和生命的代價，遵循中共所謂的「有效措施」，將一錯再錯，一失再失。
參考文獻：
[1] 龔菁琦，《發哨子的人》,《人物》雜誌, 2020年3月，文章被中共輿控部門勒令刪除，封面人物被替換，轉載被大量刪除，但仍有躲過「中共網路屠殺」的網頁。
[2]《記錄一下首次發現新型冠狀病毒的經歷》，《新民晚報》，2020年1月30日。
[3] 《蔡莉，快點主動辭職吧，別太難看！》，凱迪網，http://m.kdnet.net/share-13640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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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鄧琦，《武漢市市長：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時希望大家理解》，《新京報》，2020-01-27
(做哨子的人與吹哨媒體——揭開被繼續掩蓋的真相 全文完)（2020/04/25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