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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是高祖李淵的第二個兒子。隋朝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出生時，有二龍在房門外嬉戲，三日才離開。高祖到岐州上任時，李世民只有四歲。有個善於相面的書生拜見高祖說：“公貴人也，且有貴子。”等到看見李世民，他又說：“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便采“濟世安民”之義為其命名。

李世民自幼就十分聰睿，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當時的人莫能測也。

李世民助父完成統一大業

隋朝末年，政治昏暗，兵荒馬亂，民不聊生。

當時年僅十七歲的李世民勸身為太原留守的父親李淵道：“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在其勸說下，李淵在太原興兵反隋。

自此李世民出生入死，南征北戰，攻掠必克，所向披靡。終於在西元618年助其父李淵登基，創國為唐。人類的歷史從此揭開了新的篇章。

為了進一步完成大業，李世民親自率兵討伐各地割據勢力。唐朝的軍隊在李世民的率領下，先敗薛仁皋于淺水源，再平劉武周定西北邊域，又挫竇建德和降王世充于虎牢。接著，率兵討伐劉黑闥，打贏了最後一戰，在七年內統一了全國。唐軍所到之處的老百姓都頭頂香盆夾道跪迎，朝野上下一片歡騰。他以驍勇超人的武藝和出奇制勝的策略替李淵穩定了天下，成為神州大地的真正主人。

李世民順天意承繼大統

統一天下后，由於李世民在征戰中屢建功勛，威望日增，引起了太子李建成與皇弟李元吉的妒嫉。再加上李淵的後宮嬪妃因索要金銀珠寶不遂而產生的憤恨，李世民屢遭謠言誹謗，李淵也漸漸對他起了猜疑。不久，李世民被削去兵權，調離京城，隨後又被東派西遣轉戰不止，而且還被親兄弟騙飲毒酒，幾致命喪黃泉。自古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奸險小人，天下有目共睹之，人人得而誅之。

西元626年六月，建成和元吉密謀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后，在妻兄長孫無忌等謀臣武將的幫助下，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發動了“玄武門之變”（因發生在長安宮城北門玄武門），殺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這不正是順天意而行嗎!葬禮之日，李世民在眾人面前“哭之甚哀”。後世有些史學家把“玄武門之變”稱之為“兄弟相殘，篡權奪位”，實在是有悖歷史。

“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被立為太子，所有政事都由其決斷。李世民於是下令禁止宮廷內豢養鷹犬，並停止了諸方所進的珍異，普天下老百姓十分高興。此外，李世民還下令百官上書陳述理國的要務，並通告“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

同年八月，李淵在眾大臣的直諫下，將皇位傳給了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李世民在眾望所歸下登基，史稱“唐太宗”，次年改元貞觀。李世民繼他青年時代無數沙場大戰後，於二十八歲開始了他的治國生涯。

唐太宗的德政和治術

唐太宗即位后，常常對隋亡于暴政引為鑒戒，他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與以往大多數皇帝不同的是，太宗深信“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所以唐太宗主張君臣共理天下。貞觀時期君臣的納諫和直諫是歷史上十分罕見的，太宗以隋煬帝拒諫飾非為鑒，虛懷博納，從諫如流，而大臣們多能直言極諫，面折廷諍，歷史上著名的諫臣魏徵就出現在此時。

此外，唐太宗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廣施仁德之政，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

簡而言之，唐太宗的統治方針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1.為君之道，要先存百姓；2.實行寬簡法律，強調修德；3.去奢省費，割情屈己；4.輕徭薄賦，發展生產，恢復經濟；5.容人納諫，時刻自省；6、選用廉吏。以下我們分別舉例述之。

為君先存百姓

唐太宗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他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他認為皇帝的憂患不是來自於外面，而在於自身。皇帝慾望多花費就高，開支多人民的賦稅就重，民眾因此就會十分愁苦，國家就危險，皇帝也就當不成了。

貞觀二年，京城長安附近鬧蝗蟲。有一天，唐太宗進入禁苑中，看到蝗蟲，就拈起幾隻，禱告說：“人民靠穀物活命，你卻吃掉了莊稼，如今我寧願讓你吃我的肺腸。”說完就想把蝗蟲吞下去，身邊的人勸他說：“這種壞東西吃下去會生病的！”他說：“我願意代人民受災，還怕什麼疾病呢？”結果還是把它們吞下肚去。據說這一年雖有蝗蟲，卻沒有成災。

貞觀二年，關 大陸區發生旱災與飢荒，有很多百姓賣掉子女來換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僅下令開倉濟民，而且將皇家倉庫中的金銀絲綢拿出來，替災民贖回小孩，還給他們的父母。他在詔書中說：“如果能讓年成豐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災禍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願。”不久天降大雨，緩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興。

李世民繼位后，秦王府有一些人抱怨侍奉秦王這麼多年還沒有陞官。太宗對他們說，“皇帝只能以大公無私折服於天下，我和你們的衣食都取之於民眾，設置官職並選擇賢良之人做官也是為了民眾，不管賢良與否就讓自己的老部下做官怎麼能行呢？”

去奢省費

唐太宗初登帝位，就清楚的意識到官僚隊伍過於龐大，人浮於事，深感“民少吏多”，弊處很多，主要表現是：耗費資源；職位重迭，互相推御責任；謀士過多，事情往往得不到解決。為此，太宗推行裁撤機構的改革。結果全國縣市減少了一半，州府減少了三分之一。宰相房玄齡遵從太宗旨意，把朝廷文武官員裁減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令史家稱奇的是，如此大動作的改革竟然沒有惹起任何社會動蕩和不安，可見太宗行事極為審慎，確保不出偏差。

發展生產恢復經濟

唐太宗深知，經過隋朝末年的戰亂，百姓渴望安定和休養生息。同時太宗也清醒的意識到，人民為盜乃是因為“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因此提倡崇儉薄賦。他即位后，遣散宮女三千餘人以節省國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貢，輕徭薄賦，使百姓安居樂業。

太宗認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因此他十分注意發展生產，不奪農時以利生產。貞觀五年二月，官吏擬調府兵作太子冠禮之儀仗隊，當時正值春耕，太宗於是下令改在十月舉行。此外，他又招撫流亡回鄉生產。百姓自此安心生產，唐朝的經濟也開始得到恢復和發展。

容人納諫時刻自省

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以納諫而聞名。太宗認為：“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所以鼓勵臣下進諫，擴大諫官職權，凡詔令不妥須當奏明，不得阿從。比如喜歡直諫的魏徵，雖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屬，但唐太宗卻不計前嫌，任他為諫官，允許直接詢問政事得失，而且愛護備至。

魏徵曾上疏數十，直陳其過，太宗均虛心納諫、擇善而從。後來魏徵死了，他傷心的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有一次，太宗對大臣們說，“人要看到自己的形像得照鏡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過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絕群臣進諫而且自以為是、群臣用阿諛奉承的辦法順著皇帝的心意，皇帝就會失去國家，群臣也不能自保！象虞世基等為了保住自己的富貴用諂媚的辦法侍奉隋煬帝，隋煬帝被殺，虞世基等也被殺了。你們應該記住這個教訓，我做的事情當與不當，你們一定要說出來。”

在民冢拔官員的時候，發現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經發布的命令處死他們。兵部郎中戴胄勸阻說，“按照法律應該處以流放。”太宗生氣的說，“你想遵守法律從而使我失去信譽嗎？”戴胄說，“皇帝的命令是出於一時的喜怒而下達的，而法律是國家公布的用來取信於天下的。陛下對欺詐之事很憤恨，因此要殺掉他們，當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這麼做。如果用法律來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個天下的信任。”太宗說，“你能這樣執法，我還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呢！”後來戴胄幾次直言進諫，滔滔不絕，太宗都聽從了他的意見，天下沒有任何冤獄發生。

太宗不僅有容人的雅量，而且時刻進行自我反省。他曾經對大臣說，“我讀《隋煬帝集》，文辭深奧博大，隋煬帝也知道讚揚堯舜批評桀紂，為什麼做事就不是這樣呢！”魏徵說，“皇帝即使是聖人，也應該謙虛接受別人的意見。這樣，智慧的人會獻出自己的謀略，勇敢的人也會竭盡全力。隋煬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驕橫和自以為是，說的是堯舜的話，做的卻是桀紂的事，還不自覺，最後導致滅亡。”太宗說，“這些事情過去沒有多久，我們得記住其中的教訓。”

太宗有一次問房玄齡和蕭瑀，“隋文帝和我比怎麼樣？”房玄齡、蕭瑀說，“隋文帝勤于朝政，和五品以上的官員一起討論朝政，吃飯的時候都是衛士送飯。他雖然性情算不上仁厚，也是一個勤勉的皇帝。”太宗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很多事不明白卻總想搞清楚。不明白就有考慮不周的地方，總想搞清楚就必然多疑。什麼事情都自己決斷，而不依靠群臣。天下這麼大，事情這麼多，累死了也不會什麼都料理好！群臣了解隋文帝的習慣，就等現成的，雖然心裏有不同意的地方，也不敢進諫，所以隋朝兩代就滅亡了。而我不是這麼做。我把天下的人才找出來授予其官職，讓他們處理天下的事，我來聽取報告，辦得好就獎賞，辦得不好就懲罰，誰會不盡心儘力呢！這樣就不會擔心天下治理不好了。”

太宗對群臣說，“人家說皇帝地位尊貴，什麼都不怕。我不是這樣，我上畏懼蒼天的審視，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業業，還怕不符合天意和民眾的願望。”

太宗還說，“我所喜愛的只有堯、舜、周公和孔子的為政之道，他們對於我就像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去他們就完了，一刻都不能沒有。”

採用完善寬簡的法律

高祖時，鑒於隋煬帝法煩嚴苛導致的嚴重後果，開始制定新法，並於624年頒布了以寬簡為原則的《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採納了魏徵的建議，確立了寬仁、慎刑的宗旨，並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修訂法律，于貞觀十年，即西元637年正式公布《唐律》五百條，基本內容有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雜律、捕亡、斷獄等。

以死刑條目為例，比隋朝法律幾乎刪減了一半，比《武德律》更為寬簡，減斬刑為流刑九十二條，減流刑為徒刑七十一條，還廢除了鞭背酷刑與斷趾等肉刑。斷獄律規定，徒刑以上罪斷案后犯者不服，可以提出再審，死罪要經三複奏，三日後才可執行。

太宗認為重視德行比制定嚴苛的法律更為重要。一次他問大臣王圭，“近代治國者不如古代，為什麼呢？”王圭說，“漢代崇尚儒家學說，民風純厚；近代輕視儒學、重視法律，所以國家就越來越衰敗。”太宗表示同意這種說法。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接受了人家賄賂的絹，太宗知道后說：“順德這樣的人才如果對國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國家的財富，他何必這樣貪戀財物呢！”太宗愛惜他有功於國家，沒有治罪，並且賞賜他數十匹絹。大理少卿胡演說，“順德違反法律接受財物，本來不應該免罪，為什麼又賞賜他呢？”太宗說，“如果他有人性的話，接受賞賜比遭受刑罰還感到屈辱；如果他不知道羞愧，與禽獸無異，殺了他又有什麼用呢！”

選用廉吏

在選用人才方面，唐太宗平抑門第，命高士廉選《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為標準，重新評估士族，無功德者一律除名。即注意按照“才行兼備”的標準選用官員，不問出身、不計恩怨。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徵當過道士，尉遲恭做過鐵匠，張亮出身農民。魏徵原是太子建成的舊臣，曾謀劃過暗害太宗，李靖、尉遲恭是降將，但均被予以重用。他還在隋朝科舉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選拔官員的制度，用科舉代門第，破門閥之見，使出身寒微之士有仕進之機。

太宗還對有“品位”的官員提出了四個要求，稱為“四善”，即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對個別部門更提出了帶有針對性的要求，例如，為考校之最——揚清激混，褒貶必當。為判事之最——決斷不滯，與奪合理……一共“二十七最”，為貞觀之初立制，每個人按照太宗的要求去做，盡心盡責。太宗更以“居官諂詐，貪混有狀”八個字來判定德行為“下下等”的官僚。

貞觀十一年(西元637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道：“治理天下以民為本。欲使百姓安樂，唯有選拔合適之人出任刺吏、縣令。”太宗深表同意，並斷然要親自挑選刺史。他還親錄刺史、都督之名于宮中的屏風上，隨記其功過，以備升貶。另派李靖為黜陟大使，巡視全國政務，考察官吏勤惰。

對於官僚的貪污問題，唐太宗除了用刑罰之外，主要是要令眾臣從心底里明白“貪”其實是一種愚蠢的行為。他向大臣們舉了一些例子。太宗舉例說：“曾有秦惠公要伐蜀國，但不知路線，於是令人刻了五頭石牛，然後在後尾各放一面金塊。蜀人以為這是拉(排泄)金糞的牛，連忙把它們拖入川。秦軍順著地上的痕迹追蹤，後來滅了蜀國。”

太宗還提醒群臣說：“鳥棲於樹，猶恐樹不高，故結巢在樹之巔。魚藏於水，猶恐水不深，故穴居在水之床。但兩者皆被人捕捉到，原因只在貪食誘餌而已。汝等切勿以身試法！”

為了了解官員受賄的情形，太宗秘密派人假扮行賄者試探這些人。有一個司門令史接受了一匹絹，太宗打算殺了這個受賄的官員。民部尚書裴矩勸阻說，“做官受賄，確實犯了死罪。但是陛下派人行賄，設法使人落入法網，也不符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古訓。”太宗聽后很高興，告訴文武百官說，“裴矩做官能夠據理力爭，不因為在皇帝面前就惟命是從。如果每件事情都這樣，何必擔心國家治理不好呢？”

有一次，民間有人上書請求清除佞臣。太宗問道，“誰是佞臣呢？”上書人說，“皇帝可以假裝憤怒來試探，據理力爭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嚴順從的就是佞臣。”太宗說，“皇帝是河水的源頭，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頭污濁了卻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了詐術，怎麼能夠要求群臣耿直呢？我以至誠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對過去的皇帝喜歡用權謀對待群臣感到恥辱。你的計策雖然好，我也不想採用。”

唐太宗時期，大臣俸祿高，而且大多廉潔守法，所以政治十分清明。

正是在上述統治方針下，在眾多良臣的輔佐之下，唐太宗締造了持續近三十年的的太平盛世–貞觀之治（627-649年）。

來源：新三才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