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國家」--盛唐氣象

2013年09月05日 14:05     評論»

西北大學教授 承雍

唐人的視野比任何一個朝代的中國人都更為廣闊,外來文明的火炬比中國任何一個朝代都傳播得更遠。

胡漢風俗融會的結果竟使司法參軍無法捕捉「胡賊」。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為外國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單是它具有開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優越性。

我們不是簡單地在述說過去,而是在啟迪未來。

歷史是社會發展和文明進化的記錄。在人類進入新的千年之際,回眸歷史將給新世紀提供豐富的借鑒和啟迪。在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值得人驕傲的就是「盛唐氣象」,特別是「唐人」作為民族自豪的稱呼,至今頻頻使用於全世界華人的生活之中,始終承載著不朽的光榮與無比的輝煌。

站在人類千年歷史的高度上來觀察,就會發現唐朝是一個建立在南北朝各種民族融合要素和隋帝國南北統一基礎上的新時代。唐人血管中流淌著其他民族的血液,因為其與周邊的民族混雜融合后產生了大幅度的民族更新;唐朝不斷受到外部突厥等邊族的侵擾,但周邊鄰族紛紛內附遷徙中原聚居,甚至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亞粟特人以及印度、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人都到長安定居;唐朝以強盛的綜合國力不僅建立了皇帝與「天可汗」的雙重宗主仲裁地位,而且有強大的威懾力和足夠的文明魅力吸引各國首領友好往來,具有史書記載「天下國家」的世界性。唐代統治的範圍向西越過蔥嶺到達吐火羅和波斯以東,北界包有貝加爾湖和葉尼塞河上游,東北領有黑龍江流域至日本海,西南包括有今越南北部,整個東亞地區都接受中華文明的洗禮。

唐朝,民族團結觀念取代了皇帝至上的國家觀念。「天可汗」唐太宗曾宣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他還在不同場合宣揚「四海一家」、「混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傳統的「華夷分界」的民族偏見。這也正是唐朝開始變為一個大國巨強的再生動力,在新的紀元里需要新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態。從世界大陸文明格局來說,各民族的互相影響和各國間的中心交流,既可以使一些文明核心國家自身綜合實力得到增長,也可以推動鄰近國家經濟文化及各方面的發展。唐帝國在亞洲正是起了這樣的巨大推動作用。

千年以前,亞歐大陸內形成的拜占庭帝國、阿拉伯帝國和唐帝國,是當時人類社會成就最高級別的文明板塊。但拜占庭短暫強盛很快被阿拉伯人入侵所打斷,而阿拉伯帝國遲至8世紀后才逐漸形成封建制,印度大戒日王之後次大陸陷入分裂局面,只有中國的唐朝在與周邊鄰國競爭中呈現出相互推波助瀾的崛起趨勢。唐帝國遼闊的疆域,使它在戰略上必須重視民族關係和國際格局變化。作為當時的一個「超級大國」,唐朝非常注意中外交流。除中亞的康國、石國、安國、曹國、米國等保持著獨特的國際封貢體制外,新羅使節到唐長安89次,阿拉伯大食使節進入長安41次,林邑24次,日本遣唐使14次,真臘11次,師子國(斯里蘭卡)3次。至於史書記載次數不詳的朝鮮(高麗、百濟)、婆羅門五天竺(印度)、泥婆羅(尼泊爾)、吐火羅(阿富汗)、驃國(緬甸)、波斯、拂菻(東羅馬)以及北非、中東諸國等等,都非常普遍與唐交往。唐人的視野比任何一個時期的中國人都更為開闊,外來文明的火炬比中國任何一個朝代都傳播得更遠。

作為亞歐文明演進的核心國家,唐政府也頻繁派出使臣出訪,並劃撥政府專項費用給予支持。公元643年後四次出使印度的王玄策,公元663年出使東羅馬的阿羅憾,公元664年出使日本的郭務?等等,都是著名唐朝外交家。唐長安還設有外交機構鴻臚寺和四方館、禮賓院專門接待外國賓客,不僅負責會見禮儀,而且供給入唐后一切資糧費用。如果說中外彼此之間的交流愈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那麼亞歐大陸分佈的幾大古老文明之間有著一定的交流,從而使唐朝成為東亞受益最大的文明樞紐。

世界文明進化不是孤立的。文明是一種有機體,它的構成要素經過相互作用生長出新的動力。唐代之所以出現了許多不同於前朝後代的新氣象,關鍵是它與同時代的鄰近民族和國家存在著有力的交融。讓我們從一系列構成新文明生長動力的要素來看盛唐文明。

允許入境居住

唐代是南北朝和隋朝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各民族進入唐境分為被迫內遷和尋求保護兩種,因仰慕唐帝國經濟文化生活先進而零散入境的人也很多。貞觀四年(630年)唐打敗東突厥,15萬突厥人南下歸附,入居長安的近萬家。天授元年(690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率殘部六七萬人徙居內地,斛瑟羅后死於長安。此後,西域胡人等異族入境安置的人連續不斷。

唐政府對外國人移居中國,曾在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作出專門的政策規定:「化外人歸朝者,所在州鎮給衣食,具狀送省奏聞,外人于寬鄉附貫安置」。另外,還可免去他們的十年賦稅。這就更加吸引了外國移民,也是粟特、新羅、大食、波斯等移民社區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登州的「新羅坊」、青州的「新羅館」、敦煌、涼州的「昭武九姓」等。晚唐黃巢之亂時,廣州有一兩萬外國人被殺,說明入境居住的外國人很多。

允許參政做官

唐王朝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州縣,都有外國人或異族人擔任官職,如京畿道委任的715人次刺史中,異族為76人次,佔十分之一強,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安國人安附國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國商人康謙、高麗人高仙芝、王毛仲、日本人阿倍仲麻呂(留居中國50年,改漢名晁衡)、龜茲人白孝德、波斯人李元諒、李素、越南人姜公輔、新羅人金允夫、金立之等都在唐王朝任高官。唐朝大胆地起用外族和外國人入仕任官,採取「兼容並包」的用人政策,無疑是其國際性交流眼光的表現,也可以說是中外雙向互補的表現。

法律地位平等

按《唐六典》記載,盛唐時有70多個國家與唐王朝經常往來,外國人在唐朝居住者眾多,難免有違法犯罪現象。唐朝對外國僑民在中國領土上所發生的法律糾紛,有專門法律規定:凡是外國人,同一國家僑民之間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當事人所在國家的法律制度和風俗習慣,根據他們的俗法斷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權;而對於來自不同國家的僑民在唐境內發生的糾紛案件,則按唐朝法律斷案,在法律地位上與漢人完全平等,沒有特別的治外法權。這種涉外立法,分別體現了當代立法的屬人主義和屬地主義的原則,具有深遠意義。

保護通商貿易

貞觀元年(627年)唐朝就開放關禁:「使公私往來,道路無壅,彩寶交易,中外匪殊」,貞觀四年,西域各國派遣商使入唐,太宗下詔「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此後,絲綢之路和「香料之路」使西域、波斯、大食等國的商旅源源不斷進入河西與長安,海上商船也長久不息地到達中國南部沿海城市,唐王朝對通商貿易非常重視和保護利用,不僅在中亞駐紮軍隊保護商旅安全,而且收取商稅較低。大批外國商人經由陸路和海道來到長安以及洛陽、廣州、泉州、揚州等地,運來香料、藥材和珠寶,帶走絲綢、陶瓷等物品。在長安的許多胡商以經商致富而聞名。正因為唐王朝對外商持優惠政策加以保護,有時甚至給予特殊照顧,鼓勵交易,每年冬季都要給「蕃客」供應三個月柴取暖,所以胡商樂不思蜀,「安居不欲歸」。

允許通婚聯姻

異國或異族通婚是打破「華夷之辨」的一個重要內容。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六月敕令稱:「諸蕃使人娶得漢婦為妾者,並不得將還蕃。」唐律令格式中也有類似規定。唐律允許外國人入朝常住者,可以娶妻妾共為婚姻。從出土的唐代墓誌中可以看出,異族聯姻非常普遍,特別是散居內地者更容易胡漢聯姻。據史書統計,唐高祖19女中有7位嫁給胡族,太宗21女中有8位異族駙馬,玄宗30女中有5位嫁給胡族大臣。大臣中如裴行儉、張說、唐儉、于休烈、史孝章等人皆是胡漢聯姻。還有許多「雜胡」通婚于漢人的事例,如武周時游擊將軍孫阿貴夫人竹須摩提,乃印度女子。

文化開放互融

西域與外國文化在唐長安長期流行,並成為時尚。舞樂最為突出,宮廷十部樂中,除燕樂、清樂之外,龜茲、西涼、天竺、安國、疏勒、高昌、康國、高麗均為外來樂曲,豎箜篌、琵琶、都曇鼓、毛貞鼓、羯鼓等樂器也皆為波斯、印度等國傳入。唐長安盛行來自外國的娛樂,如由「婆羅門胡」表演的幻戲,宮廷和民間都喜歡打的波羅球,以及每年正月十五夜「西域燈輪千影合」的遊樂活動。

衣食住行混雜

唐人大規模地穿戴外國異族服飾,並成為當時社會的流行風尚,這是其他朝代比較少見的現象。京城長安里「胡著漢帽,漢著胡帽」非常普遍,胡漢風俗融會的結果竟使司法參軍無法捕捉「胡賊」。所以史書稱開元以來「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競衣胡服」。可以說,唐長安是一個兼容外來服飾文化的中心。至於「胡食」在長安也比比皆是,東市和長興坊有專門的胡食店,白居易的《寄胡餅與楊萬州》更是眾口傳知:「胡麻餅樣學京師,面脆油香新出爐。」近年來,西安地區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胡人女子騎馬陶俑和胡人三彩俑不勝枚舉,甚至還有一些「崑崙」黑人俑,正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胡化」狀況。

留學人員雲集

唐朝經濟的強大,文化的繁榮,對周邊諸國有著極大的吸引力,於是一批批外國學子泛海越嶺到中國留學。《資治通鑒》卷一九五記載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長安國子監增築學舍和增加學員,「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從此後來自周圍國家的留學生絡繹不絕。唐政府對留學生給予優待,補助日常生活費用,四季發放被服,允許他們在國子監太學、四門學等一流學校讀書。特別是科舉考試入仕方面,為了照顧外國和其他民族的學生,特設「賓貢進士」,以區別難度較大的中國學生。由於大量留學生的主要生活費用要由唐政府負擔,所以不允許他們無限期留居中國,超過9年時間的就要另謀出路了。

各國入唐學生對國際性的交往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們在長安招聘人才,交結其他國家使節,搜集或出資購買書籍,特別是他們將學習、了解的唐文化與典章制度傳播於各國,從而更增加了盛唐氣象中的國際色彩。

人們常說:沒有文明創新的社會無進步可言,而沒有制度支持的社會文明則不可能長久。以上所舉僅僅是盛唐世界性最顯著的表現的幾個方面,但足以說明盛唐時期是當時當之無愧的世界中心國家,唐長安不只是單純的中國首都,也是東亞文明中心和國際化都市,從而成為外國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能吸引鄰近民族和各國人士蜂擁而至,不單是它具有開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優越性,即物質生活的富裕、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朝廷的權威、軍事實力的威懾、宗教理性的寬容、文學藝術的繁榮、科學技術的領先,甚至包括服式髮型的新潮。沒有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優越性,沒有巨大活力的「盛唐氣象」,單憑所謂的「開放性」仍不能形成國際化的特性,也不可能吸引和影響周邊鄰族和東亞諸國。

縱觀一千多年前盛唐所演示的一幅幅世界文明交融圖,我們不是簡單地在述說過去,而是在啟迪未來。對我們今天與各國朋友聯繫,聯結世界各種文明的紐帶,共同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貢獻更具有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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