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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6月25日訊】 中國共產黨快八十歲了。它到底應該領導中國還是應該領導自己，這個問題可以再研究。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即使不為國家的命運，單純為了個人的未來，也不妨研究一點不成文的中共歷史。中國共產黨太重要了。它的黨員總數不到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五，但中國的一切資源全操在它的手裡。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永恆的領導者，有權支配這個國家的一切：支配政府、軍隊和議會，支配法院和監獄，支配國庫和銀行，支配市場和土地，支配全國的人力資源，支配各種領導班子的組織和活動，支配全社會的信息和輿論，支配中國對內對外一切政策，一直到允許不允許老百姓聽什麼歌，看什麼戲，什麼書報不準出版，哪些網路必須封殺，都得由它決定。它擁有不容懷疑的權力，懷疑它的權力就是危害國家安全。中國一切人的命運都在它掌握之中。順之者叫做人民內部矛盾，昌；逆之者叫做敵我矛盾，亡。五十年來的中國人，誰家歡樂誰家愁，為什麼歡樂為什麼愁，什麼時候歡樂什麼時候愁，基本上都可以從中共的歷史中得到解釋。所以，中共的歷史和由此形成的現狀，很值得研究。喜歡它也罷，不喜歡也罷，反正你不能無視它的權力。

成文的中共黨史教科書很可憐

我主張研究的，是不成文的中共歷史，因為我認為成文的中共黨史教科書很可憐。那些教科書，無論舊的還是新的，儘管都是飽學之士集體心血的結晶，但都必須經過審定，必須為某一時刻的特定政治需要服務。形勢變了，需要變了，教科書就只好成為過眼雲煙。有時發現錯誤的東西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因此把錯誤的東西改掉。有時又發現正確的東西經不起形勢的考驗，於是再把正確的東西改掉。黨史是客觀存在，改不了；教科書是主觀創作，好改。這樣改過來，改過去，有時增，有時刪，其中的道理，作者和審定者也許知道，讀者不知道。

研究中共歷史的最大困難之一是史料的保密。中共早就不是地下黨了。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作出了「關於公開黨的決定」，但黨的文件極少公開。「該公開的」才公開，「不該公開的」永遠是秘密，非但是黨的秘密，而且是「國家」的秘密，「泄漏」者和「刺探」者都有罪。比方說，中共領導下的大躍進餓死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斗死多少人，六四打死、打傷、關押、判刑多少人，都是天大的秘密。許多人知道，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間，劉少奇多次講過，大躍進中發生的「人吃人，是要上書（載入史冊）的」，但中共黨史的歷屆審定者都懂，為了維護毛澤東，必須抵制劉少奇，無論如何不能把這種史實寫進黨史中去。四十年安然過去了，從來沒有哪一本中共黨史教科書敢承認在毛澤東時代發生過劉少奇所說的人間慘事。

教科書愛講偉大，愛講光明，不愛講黑暗；即使講黑暗，也只講過去的黑暗，反面人物的黑暗，不講當今的黑暗，正面人物的黑暗。每一本教科書都告訴你，新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應該歸功於中共中央的領導；但是，沒有一本教科書告訴你，新中國的一切全國性的、長時期的、人為的災難同樣應該歸罪於中共中央的領導。每一本教科書都告訴你，中共犯了錯誤最後是「自己改正」的；但是，沒有一本教科書告訴你，每一次，在它終於「自己改正」之前，早已有無數的人為此作出了無法計量和無法挽回的犧牲。所以，研究中共黨史，靠教科書是靠不住的；要靠生活，從生活中了解中共，透視它的過去和現在。這似乎很難，其實不難，至少比讀教科書容易得多，真實得多，多看看，多想想，就明白了。

沒有極權政治制度 就搞不成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一場持續十年的、令人眼花撩亂的、走馬燈式的、文攻武打大內戰。在整個過程中，似乎「一切」都是不穩定的。其實，在不穩定中存在著異乎尋常的穩定——毛澤東權力的絕對穩定。所謂「打倒一切」，無非是個形容詞而已。應該分解為三種完全不同的情況：第一種，凡是毛澤東所否定的一切，活該被別人所打倒，沒有打倒別人的資格，特別是沒有打倒毛澤東的資格。第二種，凡是毛澤東所肯定的一切，決不可能被別人打倒，相反，正是他們，才擁有打倒別人的特權。第三種，凡是毛澤東既沒有肯定又沒有否定的汪洋大海，則天天處在最不穩定的狀態，他們隨時隨地似乎有權充當搖旗吶喊的跑龍套，又似乎必須隨時隨地準備成為被別人批鬥的牛鬼蛇神。

這三種情況的劃分，當然以毛澤東的好惡恩怨為轉移。今天被毛肯定就今天上天堂；明天被毛否定就明天下地獄。毛澤東說一句「人才難得」，鄧小平就榮膺九錫；毛再說一句「永不翻案靠不住」，鄧馬上又什麼都不是了。無怪乎毛澤東以「無法無天」自豪。他像四月的天氣，說變就變。他跟喜怒無常的孩子一樣，用手壘了一個名叫「國家」的城堡，又用腳把它踏爛。

據說歷史的創造者是群眾而不是領袖。這個真理也許適用於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但不一定適用於幾十年的瞬間。那種極權政治制度下的瞬間，肯定是聽任暴君為所欲為的自由王國。這個道理，毛澤東、鄧小平都懂。

評論斯大林破壞法制時，毛澤東的頭腦一點也不糊塗，他說，斯大林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大政治家毛澤東口中的「西方」，顯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制度概念。這是一個清醒的判斷。可惜毛澤東非常熱愛這種導致斯大林犯罪的「非西方的」領導制度。

評論毛澤東的時候，鄧小平的頭腦也是清楚的。所以，鄧小平認為，「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說得對，文化大革命的確是極權制度的產物。只要存在著極權制度，就存在著重新出現無法無天事件的可能性。令人惋惜的是，鄧小平也「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這個領導制度問題」，中國仍然處在這個「非西方的」極權政治制度的統治之下，因此又導致了天安門鎮壓事件的產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在考察天安門事件時，我們可以不太看重鄧小平個人的責任，而把重點放在改革極權政治制度上面。

中國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二十世紀的新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鎮壓事件。鄧小平碰巧是第一次鎮壓事件的受害者，又是第二次鎮壓事件的決策者。兩次事件都是極權政治制度的產物。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發生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當時，中國極權政治制度的第一代核心是毛澤東，毛澤東下決心打倒鄧小平，鄧小平就被踏上了一隻腳。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群眾的強大壓力下，翻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案，但是政治制度沒有變，致使鄧小平自己成了極權政治制度的第二代核心。

鄧小平上台後，依靠一批熱心改革的人，做了許多好事，獲得老百姓愛戴。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參加國慶遊行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前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這個自發行動標誌著鄧小平一生事業的頂點。

鄧小平的主要助手是胡耀邦和趙紫陽。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常務書記是習仲勛）主持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錯案，堅決果斷。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常務副總理是萬里）主持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勝任愉快。胡趙給鄧小平增添了榮耀，鄧小平是高興的。問題是鄧小平有一條改革的底線：什麼都可以改，惟獨共產黨領導一切這種極權政治制度不能改。這是絕對不準觸犯的禁區，觸犯這個禁區就叫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底上海等地發生學潮，鄧小平感到有人想觸動這個禁區，而胡耀邦態度不鮮明。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嚴厲批評總書記胡耀邦為什麼不照他的指示辦。你叫胡耀邦怎麼繼續工作，當然非辭職不可。

鄧小平指定趙紫陽代理總書記，指示趙開展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群眾運動。趙紫陽靜觀了三個月，提出一條建議：防止運動擴大化，以免影響改革開放。鄧小平同意了，因為他已經出了氣，達到了叫不聽話的胡耀邦下台的目的。反自由化運動的無疾而終，使趙紫陽得以緩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的改革方案，不事喧嘩，不唱高調，沒有任何和「堅持黨的領導」相抵觸的內容，只列舉了當時黨內可以接受的、駁不倒的、或具體、或抽象的要求。在鄧小平的贊成下，十三大批准了這個方案。

有心人也許至今還記得，在十三屆一中全會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外國記者問新當選的總書記趙紫陽：十三大閉幕以後你準備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趙紫陽脫口而出：「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在實施過程中，趙紫陽採取了穩健漸進的步驟，從黨內做起，從中央做起。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決定了中共中央議事規則：明文規定中央委員會例會每年至少兩次，會後發公報；政治局例會每兩月至少一次，會後發消息；政治局常委例會每周一次，會後由中央辦公廳整理內部紀要；重大問題必須表決，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定；如果出現重大分歧，應該暫緩作出決定，或者由常委報請政治局決定，或者由政治局報請中央全會決定。

對照一下毛澤東一九五三年宣布的那條「紀律」就清楚了，這些規則看來似乎平淡，其實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就我所知，這是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進北京后的創舉，特別是一九六六年文革以來的創舉。趙紫陽常說，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其實是黨中央的領導制度問題。趙紫陽提請十三屆政治局第一次例會制定中央議事規則的用意是極其明確的：中國必須走向民主；中國的民主應該從共產黨做起，共產黨的民主應該從中共中央做起；民主不僅是一種作風，一種修養，而且必須成為制度；他，趙紫陽，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願意接受民主制度的嚴格約束，決不做一九五三年那個毛澤東。十三大以後，沒有戲劇性的新聞。民主在一步一步前進，值得寬慰的是，沒有停滯，沒有後退，沒有空話和欺騙。(待續)

(原載聯合報)

來源：新生網  發稿：2001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