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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6月25日讯】 中国共产党快八十岁了。它到底应该领导中国还是应该领导自己，这个问题可以再研究。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即使不为国家的命运，单纯为了个人的未来，也不妨研究一点不成文的中共历史。中国共产党太重要了。它的党员总数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但中国的一切资源全操在它的手里。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恒的领导者，有权支配这个国家的一切：支配政府、军队和议会，支配法院和监狱，支配国库和银行，支配市场和土地，支配全国的人力资源，支配各种领导班子的组织和活动，支配全社会的信息和舆论，支配中国对内对外一切政策，一直到允许不允许老百姓听什么歌，看什么戏，什么书报不准出版，哪些网络必须封杀，都得由它决定。它拥有不容怀疑的权力，怀疑它的权力就是危害国家安全。中国一切人的命运都在它掌握之中。顺之者叫做人民内部矛盾，昌；逆之者叫做敌我矛盾，亡。五十年来的中国人，谁家欢乐谁家愁，为什么欢乐为什么愁，什么时候欢乐什么时候愁，基本上都可以从中共的历史中得到解释。所以，中共的历史和由此形成的现状，很值得研究。喜欢它也罢，不喜欢也罢，反正你不能无视它的权力。

成文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很可怜

我主张研究的，是不成文的中共历史，因为我认为成文的中共党史教科书很可怜。那些教科书，无论旧的还是新的，尽管都是饱学之士集体心血的结晶，但都必须经过审定，必须为某一时刻的特定政治需要服务。形势变了，需要变了，教科书就只好成为过眼云烟。有时发现错误的东西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此把错误的东西改掉。有时又发现正确的东西经不起形势的考验，于是再把正确的东西改掉。党史是客观存在，改不了；教科书是主观创作，好改。这样改过来，改过去，有时增，有时删，其中的道理，作者和审定者也许知道，读者不知道。

研究中共历史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史料的保密。中共早就不是地下党了。中共中央一九四九年作出了「关于公开党的决定」，但党的文件极少公开。「该公开的」才公开，「不该公开的」永远是秘密，非但是党的秘密，而且是「国家」的秘密，「泄漏」者和「刺探」者都有罪。比方说，中共领导下的大跃进饿死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斗死多少人，六四打死、打伤、关押、判刑多少人，都是天大的秘密。许多人知道，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间，刘少奇多次讲过，大跃进中发生的「人吃人，是要上书（载入史册）的」，但中共党史的历届审定者都懂，为了维护毛泽东，必须抵制刘少奇，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史实写进党史中去。四十年安然过去了，从来没有哪一本中共党史教科书敢承认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刘少奇所说的人间惨事。

教科书爱讲伟大，爱讲光明，不爱讲黑暗；即使讲黑暗，也只讲过去的黑暗，反面人物的黑暗，不讲当今的黑暗，正面人物的黑暗。每一本教科书都告诉你，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该归功于中共中央的领导；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新中国的一切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人为的灾难同样应该归罪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每一本教科书都告诉你，中共犯了错误最后是「自己改正」的；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每一次，在它终于「自己改正」之前，早已有无数的人为此作出了无法计量和无法挽回的牺牲。所以，研究中共党史，靠教科书是靠不住的；要靠生活，从生活中了解中共，透视它的过去和现在。这似乎很难，其实不难，至少比读教科书容易得多，真实得多，多看看，多想想，就明白了。

没有极权政治制度 就搞不成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一场持续十年的、令人眼花撩乱的、走马灯式的、文攻武打大内战。在整个过程中，似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其实，在不稳定中存在著异乎寻常的稳定——毛泽东权力的绝对稳定。所谓「打倒一切」，无非是个形容词而已。应该分解为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凡是毛泽东所否定的一切，活该被别人所打倒，没有打倒别人的资格，特别是没有打倒毛泽东的资格。第二种，凡是毛泽东所肯定的一切，决不可能被别人打倒，相反，正是他们，才拥有打倒别人的特权。第三种，凡是毛泽东既没有肯定又没有否定的汪洋大海，则天天处在最不稳定的状态，他们随时随地似乎有权充当摇旗呐喊的跑龙套，又似乎必须随时随地准备成为被别人批斗的牛鬼蛇神。

这三种情况的划分，当然以毛泽东的好恶恩怨为转移。今天被毛肯定就今天上天堂；明天被毛否定就明天下地狱。毛泽东说一句「人才难得」，邓小平就荣膺九锡；毛再说一句「永不翻案靠不住」，邓马上又什么都不是了。无怪乎毛泽东以「无法无天」自豪。他像四月的天气，说变就变。他跟喜怒无常的孩子一样，用手垒了一个名叫「国家」的城堡，又用脚把它踏烂。

据说历史的创造者是群众而不是领袖。这个真理也许适用于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但不一定适用于几十年的瞬间。那种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瞬间，肯定是听任暴君为所欲为的自由王国。这个道理，毛泽东、邓小平都懂。

评论斯大林破坏法制时，毛泽东的头脑一点也不糊涂，他说，斯大林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大政治家毛泽东口中的「西方」，显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制度概念。这是一个清醒的判断。可惜毛泽东非常热爱这种导致斯大林犯罪的「非西方的」领导制度。

评论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的头脑也是清楚的。所以，邓小平认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说得对，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只要存在著极权制度，就存在著重新出现无法无天事件的可能性。令人惋惜的是，邓小平也「没有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领导制度问题」，中国仍然处在这个「非西方的」极权政治制度的统治之下，因此又导致了天安门镇压事件的产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考察天安门事件时，我们可以不太看重邓小平个人的责任，而把重点放在改革极权政治制度上面。

中国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镇压事件。邓小平碰巧是第一次镇压事件的受害者，又是第二次镇压事件的决策者。两次事件都是极权政治制度的产物。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当时，中国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就被踏上了一只脚。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翻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案，但是政治制度没有变，致使邓小平自己成了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二代核心。

邓小平上台后，依靠一批热心改革的人，做了许多好事，获得老百姓爱戴。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个自发行动标志著邓小平一生事业的顶点。

邓小平的主要助手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是习仲勋）主持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坚决果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常务副总理是万里）主持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胜任愉快。胡赵给邓小平增添了荣耀，邓小平是高兴的。问题是邓小平有一条改革的底线：什么都可以改，惟独共产党领导一切这种极权政治制度不能改。这是绝对不准触犯的禁区，触犯这个禁区就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六年底上海等地发生学潮，邓小平感到有人想触动这个禁区，而胡耀邦态度不鲜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严厉批评总书记胡耀邦为什么不照他的指示办。你叫胡耀邦怎么继续工作，当然非辞职不可。

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指示赵开展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群众运动。赵紫阳静观了三个月，提出一条建议：防止运动扩大化，以免影响改革开放。邓小平同意了，因为他已经出了气，达到了叫不听话的胡耀邦下台的目的。反自由化运动的无疾而终，使赵紫阳得以缓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的改革方案，不事喧哗，不唱高调，没有任何和「坚持党的领导」相抵触的内容，只列举了当时党内可以接受的、驳不倒的、或具体、或抽象的要求。在邓小平的赞成下，十三大批准了这个方案。

有心人也许至今还记得，在十三届一中全会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新当选的总书记赵紫阳：十三大闭幕以后你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赵紫阳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赵紫阳采取了稳健渐进的步骤，从党内做起，从中央做起。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中共中央议事规则：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例会每年至少两次，会后发公报；政治局例会每两月至少一次，会后发消息；政治局常委例会每周一次，会后由中央办公厅整理内部纪要；重大问题必须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如果出现重大分歧，应该暂缓作出决定，或者由常委报请政治局决定，或者由政治局报请中央全会决定。

对照一下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宣布的那条「纪律」就清楚了，这些规则看来似乎平淡，其实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就我所知，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进北京后的创举，特别是一九六六年文革以来的创举。赵紫阳常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实是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赵紫阳提请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例会制定中央议事规则的用意是极其明确的：中国必须走向民主；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共产党做起，共产党的民主应该从中共中央做起；民主不仅是一种作风，一种修养，而且必须成为制度；他，赵紫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愿意接受民主制度的严格约束，决不做一九五三年那个毛泽东。十三大以后，没有戏剧性的新闻。民主在一步一步前进，值得宽慰的是，没有停滞，没有后退，没有空话和欺骗。(待续)

(原载联合报)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01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