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行在生命中的意義
作者: 陸文 來源:正見網
善行在生命中的意義有多麼重大，我們可以通過傳統文化一則故事體現出來。
出生於公元390年的高允，是南北朝時期北魏大臣，著名文學家。高允少年喪父，十來歲時，為祖父奔喪還歸本郡，家中財產都讓給兩個弟弟而自己身歸沙門，取名法凈，不久又還俗了。高允喜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求學。他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其愛好《春秋公羊傳》。郡中召他為功曹。
神麚三年（430年），魏世祖的舅舅陽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將軍，鎮守鄴城，任命高允為從事中郎，當時他已四十多歲。杜超因為春天快到而諸州囚犯多不能判決，於是上表讓高允與中郎呂熙等人分頭前往各州，共同評決獄事。呂熙等人都因貪臟枉法獲罪，唯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賞。之後高允回家教書，受其學業者有一千多人。神麚四年（431年），他與盧玄等人一起被徵召，拜為中書博士。遷任侍郎，與太原張偉二人都以本官兼任衛大將軍、安樂王拓跋范的從事中郎。拓跋范是太武帝的寵弟，西鎮長安，高允輔佐他很得當，秦地人都稱讚他。
太武帝曾召高允一起討論政事，高允的言論很得太武帝賞識。帝問高允說：「政事千頭萬緒，什麼是第一位的？」當時，魏朝多禁封良田，京城中遊民很多。高允因此說：「臣少時微賤，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請讓臣說一說農事。古人說：一里方圓的範圍可以開闢田地三頃七十畝，百里方圓則有田三萬七千頃。如果農人勤耕，則每畝可增糧三斗，不勤則損失三斗。方圓百里增加減少的數量，合計有糧二百二十二萬斛，何況天下如此之廣呢？如若公私都有糧食儲備，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何可憂慮的呢？」太武帝很欣賞他的說法。於是廢除田禁，全部把土地交給百姓。
給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機巧，老想呈顯自己的才能，勸文成帝建造宮殿。高允勸諫說：「我聽說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后才開始興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農閑之季，絕不興工。現在建國已經很久了，宮室也已經完備了。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來接受萬國的朝賀，西堂的溫室也可以用來讓聖上休息，紫樓台高可以用來觀望遠近。如果要再修更壯麗的宮室，也應當慢慢地準備，不可急於求成。估計砍材運土以及各種雜役就需兩萬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供飯，就合四萬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會挨餓，一婦不織就有人會受凍。何況是數萬之眾無法從事耕織生產，他們所要耗費花銷，實在太多了。往古時推論再來驗證現在，必然有借鑒之效啊，希望皇上認真思考。」文成帝接納了他的意見。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寫《國記》涉嫌譏諷皇族被下獄，高允在中書省值班。拓跋晃讓東宮侍郎吳延召來高允，讓他留宿宮內。第二天，拓跋晃入廷奏啟太武帝，命高允隨行。到宮門前，拓跋晃對高允說：「進去見皇上，我隨你去。假如皇上有什麼話問你，你就依我告訴你的應答。」高允說：「這是為的什麼事呢？」拓跋晃說：「進去你就知道了。」
見了太武帝，拓跋晃說：「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中，臣與他相處多年，高允小心謹慎，臣很了解他。高允雖然與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賤，只有聽命于崔浩。臣請求寬恕他的性命。」太武帝召見高允，對他說：「《國記》都是崔浩所寫的嗎？」高允回答說：「《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寫。《先帝記》以及《今記》，是臣與崔浩一同寫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只是總裁修訂而已。至於註疏，為臣所作多於崔浩。」
太武帝大怒說：「這比崔浩的罪行還嚴重，怎能留給生路！」拓跋晃說：「天威嚴重，高允是小臣，一時間迷亂失次。臣先前問他，他說都是崔浩寫的。」太武帝問：「真像東宮太子說的那樣？」高允說：「為臣才薄，謬參著作，犯觸天威，罪應滅族，今天已到臨死了，決不敢虛妄。殿下因為臣為他講書時間很長，哀憐為臣，為臣求命。如皇上不問臣子，臣便沒有這番話。既問了，臣如實對答，不敢絲毫迷亂。」
太武帝對拓跋晃說：「正直，這也是人情所難，而你能臨死不移，這就更難了！而且以實對君，真是忠貞的臣子。像你剛才這一番話，朕寧願漏一有罪的人，也應該寬恕你。」高允竟得免罪。於是召崔浩到皇帝面前，讓人詰問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應答。高允事事申明，有條有理。當時太武帝憤怒至極，命令高允擬詔書，自崔浩以下、僮僕吏卒以上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滅五族。高允表示懷疑而不擬詔，太武帝頻頻催辦。高允請求再見一次皇上，然後再擬詔書。太武帝召見高允，高允說：「崔浩所犯，如還有別的罪，臣不清楚。如只是這一項罪行，還不至於被殺。」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綁了他。拓跋晃又拜請。太武帝說：「如果沒有這人招惹我，就該有數千人死了。」崔浩最終還是被滅了五族，其餘的人都被改判自身死罪而不夷滅五族。著作郎宗欽臨受死刑時說：「高允仁恕心地，大概是聖人吧！」
拓跋晃後來責備高允說：「為人應當把握時機，不知見好就收，學識又有什麼益處？在那種時候，我從旁點撥你，你為什麼不順著點，讓皇上那樣動怒。現在我每每想起來，還心有餘悸。」高允說：「為臣本是東野一介平凡書生，本來就無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應朝廷選士之舉，為官鳳池，參撰麟閣，屍素官榮，妨賢已久。大凡史書，都是帝王實錄，是將來的寶鑒，通過史書，今人可以觀往，後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舉動，無不備載，所以人君應該謹慎從事。然而崔浩世受特殊恩遇，榮耀當時，他卻辜負聖恩，自招毀滅。」「崔浩以蓬蒿之才，負朝廷棟樑之託，在朝廷無可稱讚的節操，在私下裡也無可稱道，私慾淹沒了他的公正廉潔，愛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這是崔浩的罪責。至於書寫朝廷起居的事情，說國家得失的事實，這也是史書筆法的大體模式，沒有什麼違背。但為臣與崔浩其實是同參一事，死生榮辱，義無反顧。能有今天，實在是多虧殿下仁慈廣大，違心苟免，不是為臣當初本意。」拓跋晃面容改觀，稱嘆不已。
文成帝曾到高允家中，看到只有幾間草屋，布被麻袍，廚房裡只有一點鹽菜。文成帝嘆息說：「古時的人有清貧到這樣的嗎？」立即賜給綿帛五百匹，糧食千斛，拜高允長子高忱為綏遠將軍、長樂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堅決推辭，文成帝不答應。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徵召的游雅等大多已經官至侯爵，高允的部下有官吏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為郎中二十七年沒有升過官，當時百官沒有俸祿，高允常讓自己的幾個兒子砍柴采果維生。但尚書竇瑾因事被殺，其子竇遵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進縣衙後放出。其親朋故舊沒有人敢資助他。高允可憐焦氏年老，將其留在家予以保護，六年後，竇遵得到恩赦，才母子團圓。這就是高允的品行。高允的為人被當時人所推崇。文成帝非常敬重高允，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稱之為「令公」。於是「令公」的名號遠播四方。
魏朝法律開始時很嚴苛，朝臣大多被杖罰過。高允經歷了五代皇帝，出入三個省衙，五十多年，始終沒有遇到過譴責與棒笞chī的處罰。當初，真君年間因獄訟新案太多，開始讓中書用經義來決斷疑案。高允根據律法評判行刑，三十多年，內外都稱讚高允的公正公平。
孝文帝曾在西郊處理事務，下詔讓用皇帝所乘的馬車接高允到西郊皇帝所在的板殿去觀看風景，忽然馬受驚狂奔，車翻人傷，傷及眼眉三處。孝文帝與馮太後派御醫攜葯前往護理治療，撫慰探望。負責駕車者將給予重罪，高允奏稱自己並未受大傷，乞請免了駕車人之罪。以前曾命令中黃門蘇興壽負責攙扶高允，曾經在下雪時遇到猛犬而驚懼跌倒，扶他的人都十分害怕，高允安慰勸勉他們，不讓上邊聞知此事。蘇興壽稱接待扶持高允共三年，沒有發現高允有過忿怒的臉色，對人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裡常常拿著書，翻看吟詠，對親友篤厚，對故舊思念，虛己待人，雖然地位高貴，但志向貧素淡泊，素來喜好音樂，每當有歌唱人來為他歌舞演唱，他常常和著節拍而稱讚。又很相信佛家之學，經常安排齋飯請僧人講誦佛法，平生喜歡善行惡殺。生性又十分疏簡，從不妄加交遊。
顯祖平定青齊后，將其中有名望的大族之人遷移到代州。當時許多士人因流動遷移到這麼遠的地方，都饑寒交迫。遷來的人中，有許多是高允的妻族之人，都走到高允門前，高允把自己的財產全部拿出來用來周濟他們，慰問周到，人們沒有不感謝他的仁厚的。高允又對這些遷移來的人根據不同才能上書請皇上任用。當時議論的人都認為剛歸順的人容易產生異心，高允說取材任能，不應當以此來壓抑委屈他們。
高允常對人言：「我任中書時有陰德曾救濟恩治過百姓性命，如果陽報不差的話，我的壽命在百歲上。」公元487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歲。高允去世前十天左右，略有不舒適，但仍不願卧床不起，呼請醫生飲用湯藥，出入行止，仍然吟詠不止。如此這樣多日，夜間去世，家人都沒察覺。去世后皇上下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錦五十匹，雜彩百匹，谷一千斛用做送葬之費。魏朝自初建國至此，存亡蒙賜賞的人沒有一個人有過這麼多，滿朝人都認為這是莫大之榮。下葬前，被追贈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爵位如故，謚號為文，賜給命服一襲。
高允的一生踐行善行，驗證了善惡有報的天理。善行在人的一生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對後人都是一筆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