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須心懷虔敬

2013年10月25日 16:46     評論»

◎胡平

【明心網】我不敢說,對猶太人,宗教是他們的歷史。不過我確實敢說,對中國人,歷史是我們的宗教。

中國人缺少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國人不是沒有道德的堅守,不是沒有人生意義的尋求。在別人那裡,由宗教提供的東西,在我們這裏,由歷史提供。別人靠宗教,我們靠歷史。

我們不相信靈魂不朽,可是我們相信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就是說,我們相信人可以通過他的德行、言論或功業流傳後世。不朽就是在人類的延續即歷史中不朽。我們不相信末日審判,可是我們相信歷史的審判。我們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可是我們相信有公正的歷史。

我們不相信有天堂地獄,我們不相信好人死後會升天堂永享至福,壞人死後會下地獄永遭懲罰,可是我們相信歷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壞人將遺臭萬年。

和其它文明古國相比,中國有著最悠久、最豐富、最連續、最完整的歷史記錄。中國的歷史至少有兩個特點:一是它對真實性的堅持,不畏權勢,秉筆直書;一是它對道德裁判的強調,春秋筆法,意含褒貶。

寫歷史而帶褒貶,某些現代西方學者也許不以為然(注),但是它對我們中國人至關重要。「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在中國,壞人不信地獄而無所不為,能讓他們還有所忌憚的也就只有歷史的裁判了。所以,中國的歷史不能不承擔起道德裁判的職能。文天祥從容就義,鼓舞他的精神支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秦檜設計害岳飛,一度猶豫不決,不是怕生前被清算,而是怕死後遭唾罵,在歷史上遺臭萬年。文革中,劉少奇遭毛澤東陷害,百口莫辯,他只能用這樣一句話安慰自己安慰妻子兒女:「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在中國,歷史是好人在現實生活中能一反趨利避害的本能,堅持道義理想的唯一憑藉,是不幸者陷身絕境所能保持的唯一希望,也是壞人雖有赫赫權勢但仍不敢為所欲為的唯一忌憚。越是在極端處境,中國人越是感到對歷史的依賴。「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也許有些中國人不曾感覺過這種依賴,他們以為他們不靠歷史也能合乎道德地生活下去。其實,那只是因為他們要麼太幸運,要麼太膚淺太懵懂,未曾體驗過或思考過人在此一世界中面對強暴與災難時的孤立無助。

陀斯妥耶夫斯基說:「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尼采說:「上帝死了。」不少中國學者對這兩句話闡釋發揮,啟人深思。但這些議論放在中國的語境,則有隔靴搔癢之嫌。因為中國人本來就不信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西方的問題是,由於對上帝的信仰衰落,引發了嚴重的道德危機;然而在中國,道德秩序本來就不依賴於對上帝的信仰。我們的宗教是歷史。宗教出危機是人家的故事,歷史出危機才是我們的故事。如果我們的歷史出現了危機,我們的道德也就會出現危機。

林則徐晚年感慨:「青史憑誰定是非?」此話對中國人的意義,大可以和上述陀翁與尼採的兩句話相比擬。我們中國人一旦對歷史產生了懷疑,懷疑歷史能否沉澱出真實,懷疑歷史能否對人物和事件達到公認的道德定論,懷疑歷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換言之,我們中國人一旦失去了對歷史的天真信仰,我們傳統的道德秩序就整體動搖了(這正是現代中國人所面臨的問題)。極權統治是歷史的大敵。極權統治者精心地、系統地篡改歷史,用謊言淹沒真實。毛澤東要求「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全盤推翻傳統的歷史評價。但反過來這也表明極權統治者和我們一樣十分重視歷史,它是企圖用自己的一套歷史--包括自己的一套歷史敘述和自己的一套歷史道德裁判--取代先前的歷史。它要竊取歷史的神聖光環,所以它依然保留了歷史的神聖外觀。

後期極權主義改變了做法。它不能不改變做法,因為到了極權統治的後期,統治者編造的歷史敘述已經破綻百出,失去欺騙效力;它對歷史的道德裁判也前後矛盾,再也無法自圓其說。在後極權時代,統治者一方面要繼續用老辦法編織和構建自己的那套歷史,另一方面則開始鼓勵對歷史的玩世不恭,竭力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消解歷史的神聖性。

象前些年以「戲說」為名的清朝帝王戲和現在的這部《英雄》,這種影劇歌頌專制,暗中配合「主旋律」;如果你要批評,它又推託道這是戲說是娛樂,何必當真。好比有人假裝酒醉罵人,因為是假裝酒醉,他很知道該罵誰不該罵誰;但你若和他理論,他又擺出一副醉態,倒顯得你小題大作了。

撇開真醉假醉不談,這種對歷史的輕浮態度也是令人憂慮的。昆德拉說:「人類反抗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鬥爭。」強權對歷史的傳統手法是塗抹和篡改,它企圖以假充真,以惡充善;當這種手法失靈后,它就擺出嘻皮笑臉的輕浮模樣。它力圖讓人們相信,對歷史事實的真偽之辨與對評價歷史的褒貶之爭其實都不重要;別把歷史看得那麼莊嚴,那麼神聖。乍一看去,對歷史的玩世不恭對權勢者和反抗者一視同仁,對善與惡一視同仁。它既消解了反抗者一方的神聖性,也消解了權勢者一方的神聖性,彼此彼此;但實際上,權勢者可以不要歷史,確切地說,權勢者起初試圖利用歷史,因此偽造歷史(想想《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當偽造破產後,權勢者惱羞成怒,於是就轉而糟蹋歷史,嘲笑歷史,搗毀歷史。但我們不能不要歷史。消解歷史的神聖性導致人們只是「活在當下」,以眼前的利害為生活的唯一準繩,因此它有利於權勢者而有害於反抗者有害於大眾,有利於惡而有害於善。

對於缺少宗教的中國人,如果歷史不再神聖,那麼還有什麼神聖?如果中國人的人生失去神聖,那將是怎樣的人生?

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對歷史心懷虔敬。

注﹕西方學者中,也有人主張歷史具有道德目的。如阿克頓,就是那位以「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一名言著稱的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認為,對歷史作出判斷正是歷史學家的責任。歷史學家在無偏見地收集證據之後,他必須依據這些事實作出判斷和對人格作出描述。他贊同愛德蒙.伯克的觀點,「真正的政治原則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則」;他告誡歷史學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脫歷史有權對錯誤實施的永罰。」

來源:新生網  

喜歡、支持,請轉發分享↓

歡迎您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