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翰萃真（10）春秋名相管仲 “如其仁” 评价背后的“力与命”千年之惑
文：王舍微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出自《列子·力命》的成语，谓之“管鲍之交”，用来形容朋友之间的友谊和真情，同时也让管仲（名夷吾）和鲍叔牙青史留名。 这两人中，管仲的名气要远远大于鲍叔牙，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辅佐齐桓公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1] ， 成为春秋第一霸，被后人称为“春秋第一相”。
而对于鲍叔牙，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引述了管仲（前725年—前645年）的话： “我当初贫困之时，曾经与鲍叔做生意，分财利多给自己，鲍叔不认为我贪利，知道我一贫如洗。我曾经为鲍叔谋划事情，而使得更加穷困，鲍叔不认为我愚，知道那是时运不济。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不成器，知道那是不逢时。我曾经三次作战三次逃跑，鲍叔不认为我胆小，知道我有母亲需要奉养。”
鲍叔牙面对他人对管仲的非议这样排解：“人固有遇不遇，使仲遇其时，定当百不失一矣。” [2] 管仲闻之，充满感慨的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就是在司马迁笔下的“管鲍之交”，虽以管仲为叙事主角，但简单介绍管仲来历后，便将笔墨移至鲍叔牙身上。司马迁想要传递的意涵却是：没有鲍叔牙，也就没有管仲。
齐襄公立傅以辅导诸儿即位，管仲辅导鲁女所生的长子曰纠，鲍叔牙则辅导莒女所生的次子小白。管夷吾谓鲍叔牙曰：“君生二子，异日为嗣，非纠即白。吾与尔各傅一人。若嗣立之日，互相荐举。”叔牙然其言。 [2] 后来鲍叔牙预感齐国将发生大乱，就保护公子小白出奔莒国（今山东莒县），管仲则协助公子纠出奔鲁国。公元前685年齐大夫连称、管至父弑杀齐襄公，立其堂弟公孙无知即位。仅两个月后，齐大臣雍廪杀了国君无知与大夫连称。因国内无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要回国继位，管仲带兵堵截住莒国到齐国的路，管仲一箭射中小白带钩。小白咬舌吐血假装倒地而死，管仲派人回鲁国报捷。小白则兼程赶回齐国，高傒迎公子小白回到临淄即位，是为桓公。
《东周列国志》第十六回中描述了鲍叔牙举荐管仲的过程：“却说齐桓公修援立之功，高国世卿，皆加采邑。欲拜鲍叔牙为上卿，任以国政。鲍叔牙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君之赐也！至于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桓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辞。’鲍叔牙曰：‘所谓知臣者，小心敬慎，循礼守法而已。此具臣之事，非治国家之才也。夫治国家者，内安百姓，外抚四夷，勋加于王室，泽布于诸侯，国有泰山之安，君享无疆之福，功垂金石，名播千秋。此帝臣王佐之任，臣何以堪之？’桓公不觉欣然动色。”这里的上卿，意即宰相。鲍叔牙的自我认知很是清晰，“小心敬慎，循礼守法而已。”而作为一个“礼崩乐坏”时期的宰相，深陷反理主导下的乱世征伐之中，很难做到完全遵守仁义、礼法的道德准则。
那么，管仲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贫困之时的管鲍之交，实际上都是鲍叔牙在厚道的付出；在辅佐公子回国继位过程中，管仲何必多此一举，射公子小白一箭？是否过于看重于自己的成功，甚至不惜去破坏好朋友的成功之路。凸显出一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心态。当初不是管仲曾经约定，不论谁成功，都“互相举荐”吗？这一点鲍叔牙的确做到了，想尽办法，救了管仲性命，并举荐其为宰相。
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富国、足民、强兵的道理。管仲回答说：“要想使国家安定富强，必须先得民心。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为国家出力。齐桓公对管仲这套富国强兵、治国称霸的道理十分欣赏。于是任他为上卿。辅佐桓公，被称为“仲父”。管仲执政四十年，因势制宜，改进宗周制度，把齐国置为士乡十五，工商乡六，都鄙五，分设官吏管理，改革赋税，发展农业，控制山海之利，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积极协助桓公改革内政，从庶民中选拔贤能，齐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霸主，并著有《管子》八十六篇。
从古到今，对于管仲的评价一直存在着褒贬不一的争议，往往在仁德与事功、大器与小器、私德与政德等维度方面去评价，众说纷纭的同时也陷入了某种困境。实际上，根本的分歧点在于，如何区分传统价值层面评价和历史作用层面的评判？在历史发展的天象背景下，每个人都可能是历史变迁和演变中的参与者，因为人有善恶两面的秉性同在，所以，被世间的理（反理）主导的社会活动中，人性中魔性的一面有时会被引发而起作用，参与或推动了某一历史事件，好比舞台剧中的角色按照剧本情节铺展的扮演一样。但人内心是否坚守仁爱之心，这才是最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价值衡量和评判标准，也是影响到人的福德以及未来提升或下滑的意义所在。
在《论语·宪问》中，当子路质疑管仲是否能称得上仁者，孔子并未正面回答，只是从历史作用层面说“如其仁”，其意为这就是他的仁吧：【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因此，后人就以“仁者”与“仁功”来加以分别评价。在《朱子语类》（卷三十三/ 论语十五）中对这种“博施济众”的事功称之为“仁之功”：【问“仁以理言，通乎上下”。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体之仁也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国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只是仁及一家者是仁之小者，仁及天下者是仁之大者。如孔子称管仲之仁，亦是仁，只是仁之功。”】这种以“仁功”的评价方式，其基点是以利益为衡量标准，整个天下获益便是大仁。显然不符合孔子所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这样评价管仲：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又针对管仲行为上的骄奢与僭礼，所谓三归、官事不摄、树塞门等等提出批评：“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朱子的《论语集注·八佾第三》云：【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故程子曰：“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此言当深味也。苏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则其本深，其及者远，是谓大器。扬雄所谓‘大器犹规矩准绳’，先自治而后治人者是也。管仲三归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浅矣。” 】由此可见，“正身修德”而知礼，推行王道才是本，“是谓大器”；而通过外力、权谋、诈力等，即使霸天下，也是舍本逐末，难以持久。
此外，还有一个“齐纨鲁缟”的典故，说明管仲针对鲁国使用的谋略。齐纨鲁缟，洁白的“齐纨”，薄细的“鲁缟”，本指古代齐国和鲁国出产的白色绢。管仲要求全国官员的衣服由齐国纨布改为穿鲁国的缟布，导致缟布涨价，同时又禁止齐国百姓织缟布，却对鲁国开放，因此使得鲁国都去织缟布而放弃农业生产。一年后，齐国拒绝购买鲁国的缟布，而这时鲁国已经没有粮食了，不得不被迫签下屈从齐国的条约。这就是管仲使用轻重之术和不战而屈人之兵。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记载：齐桓公欲伐楚又害怕楚国强大而不能获得成功，就向管仲请教办法。管仲让桓公以高价收购楚国的活鹿，幷且告诉楚国商人，贩鹿到齐国可以发大财。于是楚国的男女几乎都为捕捉生鹿而奔忙，放弃了粮食生产；而齐国却早已“藏谷十之六”了。当楚国的百姓无粮可食时，管仲又关闭了国界，终止活鹿和粮食交易。结果，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此后，管仲又运用同样的计策，通过高价购入代国的狐皮、衡山的械器等经济手段，制服了代国，吞并了衡山，最终辅佐齐桓公实现了春秋首霸梦想。
《朱子语类》（卷四十四/ 论语二十六）中说：【亚夫问：“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这个功业。然谓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两千年来，古人评价管仲绕不开的问题就是：管仲没有仁者之心，如何做成这个功业？其中的误区是将功业等同于“仁功”所致。春秋第一霸，是以征伐、谋略等反理主导的因素成就的功业之霸业，乃是历史剧本中设计的情节，管仲和齐桓公是被选中的出演者。但是，在成就霸业的过程中，个人发出的不仁之心，最后会成为个人的业力，那也还是要承担的。
齐桓公四十三年（前643年），齐桓公病死，五公子互相攻打，齐国一片混乱，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身死不葬，虫流出户”。齐桓公称霸诸侯仅四十二年（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3年）。后来齐懿公将管仲的爵位和封邑削夺。《东周列国志》第四十九回载：“管氏之族惧罪，逃奔楚国，子孙遂仕于楚。” 而鲍叔牙身后，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多数是著名的大夫。
《列子·力命》中通过力与命对话，来阐释人类社会是哪一个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既谓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柰何。故曰，窈然无际，天道自会，漠然无分，天道自运。】
《道德经》第十八章云：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④；国家昏乱，有忠臣。” 苏辙在《老子解》中这样阐释：“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废，而后仁义见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万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由此可以看出，无形的大道行于世间时，仁义自然蕴涵其中，世人不知有形的仁义，而仁义表现在其行为之中。世人不知，世间万物乃是道之所载、所赐。人心纯善，充满祥和、仁爱，随其自然，守德不妄，便是佛性的展现；而人心一旦变得复杂，便会生出利益得失的争斗之心，各种观念侵扰产生的各种怨怼、诈伪之张力，这便是魔性的显现，因此会使人造下业力，从而增加人的命运中的苦难际遇。人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面临这种善与恶的选择，也因此演绎出升华或沉沦的不同的生命之未来去向。
注释：
[1] 《论语·宪问》：“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曹操《短歌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2] 《东周列国志》第十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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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