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翰萃真（6）：范仲淹千年名篇《岳阳楼记》背后的情怀之殇
文：王舍微 来源:正见网
北宋名相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政治家、文学家。虽然在宋仁宗时期，他只是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但却是“庆历新政”的直接策划者和推动者。而当 “庆历新政” 夭折后，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享誉后世，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典范。
他被贬后写下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闻名天下，流传千年，展现了其家国情怀和兼济天下的责任感，激励着无数后世学子和仁人志士。
范仲淹与滕子京都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同榜进士，同朝为官，还曾同任边帅，抵御西夏入侵。庆历四年（1044年），两人先后遭贬，滕子京贬知巴陵郡（今湖南岳州），后来范仲淹贬知邠州（今陕西彬县）。两人引为知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十五日这一天，滕子京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即《与范经略求记书》 ，并附有《洞庭晚秋图》和历代名人咏岳阳楼的诗词歌赋， 请老朋友范仲淹为重修的岳阳楼作记 。
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前望君山，下瞰洞庭，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岳阳楼主楼有三层，高19.42米，进深14.54米，宽17.42米，其特点是建筑采用纯木结构，全楼樑、柱、檩、椽全靠榫头衔接，不用一钉一胶却严密扣合，浑然一体。精湛的工艺让岳阳楼稳若泰山。
岳阳楼始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相传是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西晋南北朝时期改名“巴陵城楼”。南朝宋元嘉三年（426年），中书侍郎、诗人颜延之路经巴陵，作《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诗，诗中有“清氛霁岳阳”之句，“岳阳”之名首次见于诗文，直到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诗仙”李白登楼写下《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中名句：“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从而使得岳阳楼声名远播。
请范仲淹作记的滕宗谅（991年—1047年），字子京，据《宋史▪列传第六十二》中记述：“御史梁坚劾奏宗谅前在泾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及遣中使检视，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仲淹时参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论奏不已，复徙岳州，稍迁苏州，卒。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意思是说，曾于任官时，将公使钱用于犒赏士卒而被弹劾，后贬至巴陵。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称“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
在庆历新政中，滕子京也是范仲淹的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北宋财政赤字从真宗朝就已开始显露。虽然宋仁宗被认为是一位宽厚的君主，但宋代的财政赤字正是从他手中扩大的。 早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司度支判官宋祁就对朝廷财政问题发出了警告，在他著名的《上三冗三费疏》中指出：“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司的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八（或曰六分之五）用于养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1）记述的庆历七年（1047年）三司使张方平的奏疏云：“今禁兵之籍不啻百万人，坐衣而食，无有解期，七八年间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正救。……知天下之所以困本于兵。”同时还列举：宋太祖时“计所畜兵不及十五万”；宋太宗时“志在收取燕蓟，然畜兵亦不过四十万”；宋真宗时“蒐募战士至五十馀万人。及契丹请和，祥符以后，稍稍消汰”；宋仁宗时“自宝元、庆历后，内外增置禁军”，激增至125.9万人。这与“黄桥兵变”建立的宋朝的“重文抑武”国策直接相关，对内对外都是尽可能的笼络。当遇到灾荒时，大批饥民无以为生，就被充入厢军，于是农耕者越来越少，当兵冗食者则越来越多。此外，恩荫、荐辟，既广而滥，不受定员限制，由此造成大量冗官。皇帝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每次郊祀，朝廷中大小各官，均可恩荫及子，即子弟可封授一定的官职。
由此不难看出，北宋的“三冗三费”是一个结构性、体制性和机制性的问题，其特征与社会主义“大锅饭”或福利社会有些类似。这种养人的做法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度性的打乱了人的命运和安排。本来人一生的际遇是由高层生命按照每个人的福份大小系统安排的。
庆历新政在本质上是朝着减少财政赤字的一次尝试，其阻力可想而知，同时，又与北宋朝以笼络为基调的国策存在结构性冲突，庆历改革之初蔡襄曾在上疏中就指出，宋仁宗 “宽仁少断” ，“不颛听断，不揽威权” [1] 。王夫之评论宋仁宗“无定志”，指出仁宗亲政至去世的三十年间，两府大臣更迭频繁，很多政策都因官员在位时间不长而无法长久实行，这或许就是北宋王朝衰亡的进程和历史剧的某种安排。
范仲淹于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写下了这篇《岳阳楼记》。这也是范仲淹散文的代表作，采用骈体和散文相结合，将记事、写景和议论镕于一炉，笔调流畅、语言清丽、文道和谐、立意高远。通过迁客骚人登楼时或喜或悲的览物之情之议论，抒发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并以此勉励友人，警策自己。故而影响力洞穿史册，成为延绵千年的为政治国理念之一，同时成为后代无数治国理政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范仲淹也被视为士大夫阶层“先忧后乐”的典范。
然而，第一时间对《岳阳楼记》作出评价的是当时 “北宋古文运动”先导、以范仲淹“朋党”被贬的尹洙和欧阳修。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也。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另据尤焴《可斋杂稿》序说：“文正《岳阳楼记》，精切高古，而欧公犹不以文章许之。”尹洙说“传奇体也”，欧阳修认为《岳阳楼记》作为文章不值得称许。这场古文运动的起因是，自魏晋南北朝骈文大行，文风绮靡，形式重于内容，因此倡导恢复三代两汉时平浅质朴、文以载道的古文，并主张 “破骈为散”，扭转骈俪浮华的风气。
明代孙绪在《沙溪集·无用闲谈》评价说：“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体制如出一轴。然《岳阳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 他认为范仲淹《岳阳楼记》虽是模仿唐代吕温的《三堂记》的体例而写，但更为闳远超越。唐代吕温的《虢州三堂记》有句云： “承平易理，逸政多暇，……居德乐善，何其盛哉！……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适，而思所以适物，不以自乐而忽鳏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穑之勤”。其中体现出的意境是“居德乐善”的恻隐之心，与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之志” [2]之担当映射出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有着明显的不同。
王国维所撰《人间词话》开篇即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然境界有文学之境与理想之境的分别。吕温写的《虢州三堂记》乃文学之境中的个人思想境界展现，“能推是心，以惠境内”；而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则是其政治抱负和为政理想的映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方显立意高远，荡气回肠。充满豪情和感染力，也正是因此，范仲淹的名句才广为流传，《岳阳楼记》也成为传世名篇。
据《宋史▪ 列传第七十三》记述：“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朱熹评价说： “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3] 那么这种情怀是否完整准确的体现了中国神传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传统价值呢？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4] 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强调的是守善不移，“志于道，据于德” [5] 而提升自己，如果环境不适宜还不出来为政呢！而孔子的弟子曾参在自己所处的境界则是入世作为的另一种理解，以仁为己任，而非天下为己任。由此可以看出，儒教是孔子之教，可以说是一种半神文化的展现，后人由于所处的境界的不同，站在自己所在层次的理解，后世汇集而成的儒家思想往往是偏向于向着入世方向用力，激扬并且充满张力。
范仲淹所处的北宋中期，正是新儒学思潮兴起的时期。这场儒学复兴运动的原由之一便是从理论上抗衡自东汉传入的佛教的影响，建立新儒学的理论体系。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命题以及 “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的家国情怀正是新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集中表现。但是，此时的儒学，显然是站在入世的基点上以为天下的“怀土”之乐为己任了，渐渐偏离孔子所教导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6] 中的神性内涵 。因为人类社会本就是苦难与福乐并存的状态，这也是给人积德或消业后提升的难得机缘，同时又在考验着每个人自己向善提升或沉沦下滑的人生抉择。
范仲淹对人好施予，用自己的俸禄在乡族中设置义庄，用以赡养族人。其“泛爱乐善”是个人的品格高尚的展现， 但若以一己之激扬情怀的政治抱负，想要以一己之忧让天下君和民都安乐无忧，那又如何能做的到呢？这也是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的深层原因，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7] 恰如《红楼梦》第一回中的描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大石头背面的偈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1] 《宋史▪ 列传第七十九（蔡襄）》（ 卷320）；
[2] 《宋史▪ 列传第七十三（范仲淹）》（ 卷314）；
[3] 《朱子语类▪ 本朝三》（ 卷129）；
[4] 《论语▪ 泰伯》；
[5] 《论语▪ 述而》；
[6] 《论语▪ 里仁》；
[7] 唐代白居易《初出城留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