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医道深处是修行
文：无心 来源:正见网
唐太宗李世民曾召见一位隐居山林的医者。此人年事已高，容貌却显得年轻，令太宗十分惊异。《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太宗见他“容色甚少”，不禁感叹：“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
羡门、广成，都是古代传说中的得道之人。唐太宗见到孙思邈，竟由此想到那些修道有成的仙人。
这位让皇帝惊叹的人，就是被后世尊称为“药王”的孙思邈。
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人，自幼聪慧，七岁入学，便能日诵千余言。年轻时已通晓老庄及诸子百家，又喜爱佛家经典。他一生经历数朝，曾隐居太白山。隋唐两代朝廷屡次征召，欲授以官职，他却多次辞谢。
唐代诗人卢照邻与孙思邈有过一段交往，为后人留下了认识这位修道人的珍贵文字。
病梨树下的修道人
唐高宗年间，卢照邻身患恶疾，住在长安光德坊的一处旧宅中。院子里有一株病梨树，树干不粗，高不过一丈。梨树衰弱，枝叶凋零，而卢照邻自己也久病难愈。他因此写下《病梨树赋》，以树的遭际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
当时，孙思邈也居住在这处宅院中。
卢照邻是初唐四杰之一，素有才名。他与孙思邈相处之后，对这位年长的医者十分敬服，在《病梨树赋》序中写道：“君道洽今古，学有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
庄子是道家人物，维摩诘则是佛经中智慧深广的在家修行者。卢照邻以二者比拟孙思邈，说明他所敬服的，不仅是孙思邈的医术，还有他对道家与佛家义理的领悟。
卢照邻又记载，孙思邈谈起周、齐之间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虽然年岁已高，却依然“视听不衰，神形甚茂”，令他感叹：“可谓聪明博达不死者矣。”
唐太宗惊异于他的容貌，卢照邻惊异于他的精神与学识。两位身份、经历迥异的人，都从孙思邈身上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生命状态。
而对于久病的卢照邻来说，孙思邈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他不仅是一位修道人，还是一位精通医理的名医。
卢照邻曾向他请教：“名医愈疾，其道何如？”名医究竟凭借什么道理治愈疾病？
孙思邈的回答，没有从某种药材或某张方剂谈起，而是从天地说起。
天地与人，原有相通之理
孙思邈说：“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谈论天地之理，应当从人体得到印证；认识人体的道理，也应当从天地的运行中寻找根本。
接着，他谈到天地的运行：“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
天地有春夏秋冬，有寒暑往来。阴阳之气运行变化，表现为风雨、霜雪、虹霓。这些都是天地运行的常态。
然后，他转而论人：“人有四支五藏，一觉一寝，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
人体有四肢五脏，有醒有眠，有呼吸吐纳。精气在体内往来运行，表现为营卫、气色和声音。
孙思邈接着说：“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
在他看来，天地与人体虽然大小不同，却都在阴阳变化之中运行。人不是孤立于天地之外的存在，而是生活在四时寒暑之中，其身体的变化也与外在环境密切相关。
他随后谈到疾病的发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燋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
当人体失去正常的调和，便可能出现寒热、肿结、痈疽、喘乏、枯竭等病象。疾病虽然发生在身体内部，却会显露于面色、形体及种种外在征候。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孙思邈又将这一认识反过来，用于观察天地：“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
他说，星辰运行失常，日月发生异常变化，彗星出现，都是“天地之危诊”。
“寒暑不时，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渎竭涸，天地之燋枯也。”
在孙思邈眼中，天地也有自己的常态与病象。他用医者观察人体的眼光，去理解天地间的变化。
他最后说道：“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人体有病，良医以药石针剂救治；天地失和，圣人则以德行与人事加以调和。
卢照邻原本问的是治病之道，孙思邈却从人体谈到天地，又从天地回到生命。他把人体置于天地运行之中，以阴阳变化理解疾病，也用观察人体的方法反观天地。这是古代天人相应、医易相通思想的一种鲜明表达。
对于孙思邈这样的修道人来说，探究医理，也是在探究生命与天地之间的关系。
养性之道，重在养德
孙思邈不仅研究如何治病，也十分重视如何使人少生疾病、保养天年。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序》中，他写道：“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
养性不是一时的调养，而是通过长久的修习，使人的性情逐渐归于善。他接着提出：“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在孙思邈看来，养生不只是身体患病以后寻求治疗，更重要的是在疾病尚未形成时，便从生活起居、身心修养等方面加以调摄。
在《道林养性》中，他又说：“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适度活动有益于身体，却不可过分劳累。他告诫人们不可久行、久立、久坐、久卧，饮食不可过度，劳作不可勉强，喜怒忧思也应有所节制。
然而，孙思邈的养性之道，并不止于这些生活细节。他引用嵇康所说的养生五难：名利不去、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精散。名利的牵挂、情绪的放纵、欲望的追逐，都可能使人的精神不得安宁。一个人即使懂得调养身体，如果不能约束欲望、安定心神，养生也难以达到理想的境界。
孙思邈并不轻视服药，却认为养生不能只依赖药物。他说：“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
饵药餐霞，是古代修道者服食养生的方式。孙思邈却认为，真正的养性还必须落实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之中。他甚至说：“德行不充，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孙思邈精通医药，又熟悉道家的养生之术，却把德行置于药物和金丹之上。对他而言，养生不仅是保养形体、延年益寿，更是修养心性、涵养德行的过程。
这样的认识，也贯穿于他对医者的要求之中。
大医精诚：慈悲与精勤
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汇集前代医药知识与方剂，并融入自己的研究心得。《备急千金要方》卷一专门论述医者应具备的学问与德行，其中《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两篇，尤其值得细读。
在《大医习业》中，孙思邈为学医之人开列了一份十分广博的读书目录。除了《素问》《甲乙经》、经脉孔穴、本草方药等医学知识，他还要求医者学习当时的阴阳术数，广泛涉猎儒家经典、历史、诸子百家以及佛道之学。
他写道：“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
医者为什么还要读经史诸子？在孙思邈看来，医学并不是一门孤立的技艺。医者不仅需要通晓人体与疾病，也应当懂得仁义之道，了解古今之事，具有广博的学识和见识。
他对佛道典籍也十分重视。这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颇为相合。孙思邈自幼博览群书，通晓老庄，喜读佛典，又毕生钻研医药。他对后学提出的要求，也正是他一生求学、修道与行医的写照。
回想卢照邻称赞他“道洽今古，学有数术”，便不难理解，孙思邈何以具有如此广博的学识。在他的认识中，医者的学问不能局限于几种方剂、几部医书，而应当有更广阔的根基。
然而，读书广博还不够，真正行医更需要精深的医术。
《大医精诚》开篇便谈到医道的精微与艰难。疾病有时外在表现相似，内在病因却不同；有时内在情况相近，外在表现又各有差异。脏腑盈虚、血脉通塞、穴位深浅、筋骨厚薄，都需要仔细辨察。医者若不能明辨病情，用药便可能适得其反。
孙思邈告诫学医者：“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
读了几年医书，便以为天下的疾病都能医治；真正行医几年，才知道疾病变化无穷，远非书中有限的方剂所能穷尽。
所以，他要求学医之人：“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仅要广泛研习医学典籍，还要不断钻研，审慎辨证，不可稍有所得便自以为是。医者面对的是人的性命，容不得轻率与懈怠。
但即使学问广博、医术精湛，也还不足以成为孙思邈心目中的大医。
他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佛家讲慈悲，慈能予乐，悲能拔苦。慈悲不只是对眼前某个人生出怜悯，而是希望众生能够脱离痛苦。孙思邈所说的“普救含灵之苦”，便包含着这样的广大心愿。
他紧接着提出，凡有疾病前来求救的人，不论贵贱贫富、年老年幼、美丑亲疏，也不论彼此是否有过怨隙，都应当一视同仁：“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亲人患病，自然会焦急忧虑，盼望他早日康复。孙思邈却要求医者，把所有求医的人都当作至亲。
他又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看到别人承受病苦，就如同自己正在承受一样。
这并非一句空泛的劝善之语。孙思邈随后写道，医者不得因道路险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而推辞救治，也不能因顾惜自己的安危而迟疑。对于那些患有疮疡、下痢，身体污秽、气味难闻的病人，医者尤其不能生出厌恶之心，而应当怀有怜悯与忧恤。
一个病人越是痛苦、越是难堪，越需要得到救助。若医者因其病状污秽而避之不及，所谓慈悲便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孙思邈甚至将这种慈悲推及动物。他写道：“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人有爱惜生命之心，动物也有。因此，他反对轻易杀害其他生命来制药，认为“杀生求生，去生更远”。
读到这里，便不难理解卢照邻为何以维摩诘比拟孙思邈。他对佛家义理的领悟，并不只停留在经典之中，而是体现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
然而，孙思邈也深知，仅有救人之心，并不一定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医者还必须具备真正救人的本领。慈悲之心越深，对医术的要求便越严格；医术越是精深，也越应当以救人济世为目的。
这正是“大医精诚”的深意。精，是学问与医术的精深；诚，是医者内心的真诚与慈悲。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孙思邈将毕生所学汇集成书，书名《千金》，便寄托着他对生命的珍视：“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一条生命贵重如千金；一个方剂若能救人，其功德更胜于千金。
金珠不取，唯取良方
关于孙思邈，后世还流传着许多神奇的故事。
五代沈汾《续仙传》记载，孙思邈曾在路上见到一条小蛇，被人打伤，血流不止。他心生怜悯，取出衣物赎下小蛇，又以药物救治，将它放归草泽。
后来，传说他受到龙宫邀请。原来那条获救的小蛇，是龙王之子。龙王感念救命之恩，欲以珍宝相赠，孙思邈却无意于金珠财物。最后，他接受的是龙宫所藏的三十首药方。这些药方后来被他用于救治病人。
这虽是后世仙传中的故事，却颇能体现人们心目中的孙思邈：救蛇不求回报，金珠不取，唯取能够济人的良方。
《旧唐书》还记载，孙思邈临终时嘱咐家人薄葬，不置随葬器物，祭祀也不用牲牢。史书又记述他去世后容貌不改、举身若空衣等异象。后世道教仙传更将他视为得道成仙之人。
这些记载属于不同层次的史传与神仙叙事，却共同反映了古人对孙思邈的敬仰。
医道深处
孙思邈一生潜心修道，探求天地与生命运行之理，又深研佛家经典，以大慈悲之心对待病苦中的众生。在他身上，修道、养性与行医并非彼此分离，而是贯穿一生的追求。
他将毕生所学写成医书，留下救治疾病的方药，也留下修德养性、保养生命的方法。他不以高官厚禄为念，却以救人济世为怀。精湛的医术，使他的慈悲不止于悲悯；深厚的德行，使他的医术不止于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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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求的，不只是明白生命的奥秘，更是以所悟之道，养护生命，救众生于病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