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有言：他们为何都非凡降生——中华文明背后的神圣安排
文：长袖客
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可是很少有人再去追问：我们奉为人文始祖的黄帝，究竟是怎样来到人间的？
《史记·五帝本纪》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但后世保存下来的古老传说却记载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降生故事：黄帝的母亲附宝在郊野看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光照四野，感而有孕，后来生下黄帝。
为什么偏偏是北斗？
《史记·天官书》把北斗称作“帝车”，说它“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又将阴阳、四时、五行、节度之运行与北斗相连。在古人的宇宙观中，北斗不是普通的星辰，而带有居中运转、调节四时、统摄秩序的意味。
耐人寻味的是，黄帝来到人间以后，传统又把历法、衣冠、宫室、舟车、医药、音律等许多文明制度的肇始归于他的时代。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认定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在某一时刻发明的，但古人的记忆却留下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应：北斗在天上运行四时、节度诸纪，黄帝在人间建立制度、开启文明。
仿佛那一道绕北斗枢星而来的电光，从一开始就在告诉后人：这个生命来到人间，并不是偶然的。
可是黄帝并不是唯一一个如此降生的人。
再向中华文明【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源头追去，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许多承担重要文明使命的上古人物，都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出生传说。
伏羲的母亲华胥，相传曾在雷泽踏上“大人之迹”，感而有孕，后来生下伏羲。周人的始祖后稷，《诗经·大雅·生民》追述他的母亲姜嫄“履帝武敏歆”，传统解释常将其理解为履“帝迹”而感孕。商人的始祖契，《史记·殷本纪》则记载其母简狄见玄鸟坠卵，取而吞之，因而有孕生契；《诗经·商颂》更留下那句著名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天象、神迹、玄鸟……故事彼此不同，却反复出现着一个相似的结构：在一个重要生命降生以前，先有来自人间之外的征兆。而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又往往承担着某种远远超出个人生活的使命。
后稷后来教民播种百谷，成为周人追溯农事文明的重要先祖；契成为商族始祖；伏羲则与八卦、渔猎、婚姻等文明记忆相连；黄帝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尊奉的人文始祖。
为什么他们都不是“普通地出生”？
如果只是后世为了歌颂祖先而增加的神奇色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为什么这种“神奇”，偏偏总是落在那些承担重大文明使命的人身上？
这种记忆甚至并非中国所独有。
在后来深刻影响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传统中，耶稣的降生同样不是一次普通的出生。《路加福音》记载，天使告诉童贞女马利亚，她将怀孕生子。当马利亚问自己尚未与男子同房，如何会有这样的事情时，天使告诉她，圣灵将临到她身上，至高者的能力将荫庇她。
中国上古的“感生”与基督教关于耶稣降生的信仰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不能简单等同，更没有必要把它们解释成彼此影响。但它们之间却共同留下了一个非常古老的认识：有些生命的使命，早于他的出生而存在。
不是一个普通人偶然来到世间，后来碰巧做了一番大事；恰恰相反，是因为有一件事情需要他完成，所以他来到人间。
人的肉身出生在人间，生命的真正来处却未必在人间。
沿着这条线重新回望中华文明，许多原本散落在远古传说中的人物，忽然开始彼此连接。
伏羲画八卦，使人能够从阴阳变化中认识天地；神农制耒耜、教民农作，又尝百草，使人与土地、草木和身体之间建立起更深的联系；后稷进一步教民播种百谷、辨土地之宜，使农事得以传承发展；黄帝时代留下衣冠、历法、医药、宫室、舟车等一系列文明记忆；嫘祖与蚕桑相连，使桑叶经过蚕的生命转化，最终成为人的衣裳；仓颉造字，使语言有了可以穿越时间的形；尧舜留下德治的典范，大禹治水，周公制礼作乐……
他们看起来各自做着不同的事情，合起来，却恰好构成了一个文明所需要的基本世界。
人要生存，于是有农耕；人有疾病，于是有医药；人要交流，于是有文字；人要生活，于是有宫室、舟车、衣冠；人组成社会，于是有伦理、制度与礼；人还要认识天地、理解生命，于是有八卦、阴阳，有敬天，有祭祀，有修炼。
仿佛在中华文明正式展开以前，构成一个文明的许多重要部分，已经被一件一件地安放进了人间。
这也让中国文明的一个现象变得格外耐人寻味：它对自己源头的记忆，并不是“越古越粗陋”。
恰恰相反，越往源头追，越会遇见那些后来人不断回望的标准。《易》历经数千年，后世仍不断从中寻找天地变化之理；《黄帝内经》至今仍是中医最根本的经典；尧舜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成为蒙昧时代的象征，反而成为后世反复追慕的德治典范；周礼也没有被简单视为文明初期的粗糙制度，而深刻影响了此后漫长的礼制传统。
如果文明只是从蒙昧不断向高级线性发展，为什么中华文明越往自己的源头追，反而越容易遇见它心目中的高峰？
考古也在不断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有意思。
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约九千至七千五百年。那里发现了可以实际吹奏的骨笛，有些七孔骨笛已经显示出相当复杂的音律意识；同时还有龟甲刻符、墓葬、绿松石饰物以及与早期祭祀、卜筮有关的遗存。那时的人当然还生活在今天所谓的新石器时代，可他们显然已经不只是在寻找食物、制造工具。他们奏乐，使用符号，举行仪式，也在试图理解人与那个肉眼看不见的天地之间的关系。
这些发现不能直接证明上古传说中的神圣降生，也不能证明神传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本身，但它们至少让一个习以为常的现代想象变得不再那么理所当然：所谓文明的最初阶段，真的只是从粗陋、蒙昧和单纯求生开始的吗？
也许中华文明留下的那些古老记忆，保存的是另一幅图景。文明最初并不是从零开始。它有来处。
如果文化完全是人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那么最初出现时理应最为粗糙；但如果文明中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原本就是被带到人间的，那么它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本来就可能具有相当高的完整性。
人类后来所做的，也就未必始终是在“创造文明”。很多时候，人只是在学习、继承、丰富、保存那些已经留下来的东西；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可能不断失去它们。
于是，那些上古圣王不同寻常的出生，也就有了另一层意义。
他们是先有使命，然后来到人间。
神圣生命进入人世，必须经过人的出生；一旦来到这里，也会有父母，有姓名，有身体，在人间生活，看起来和人一样。但他们各自带来一部分人类所需要的文化：有人教人认识天地，有人留下农耕，有人留下医药，有人留下文字，有人建立礼乐，有人传下修炼之道。
一个人完成一部分，一个时代展开一部分。
等这些部分一层一层铺开，中华文明也就渐渐形成了。
然而，如果只是为了让人在地上生活得更舒适，为什么需要这样漫长的准备？
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不仅学会了怎样耕种、建房、治病和治理国家，更建立了一整套认识生命与天地的语言。
人知道头顶有“天”，世间有“道”；做人要讲“德”，做事有因果；善恶有报，生命不只这一世；人可以修炼，可以返本归真，也可以从尘世中走向更高的境界。
老子讲道，孔子讲仁义礼智信；佛法东传以后，轮回、因果、修炼、解脱又进入中华文化深处。儒、释、道看似各有自己的道路，却共同使中国人拥有了一套理解天、地、人、神以及生命来处与归宿的文化语言。
不同朝代又像一幕幕不同的戏。汉有汉的雄浑，唐有唐的神采，宋有宋的文雅，明有明的衣冠礼序。文字、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服饰、医药、礼仪……一朝一代地展开，把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逐渐演给人看，也留给后来的人。
把这五千年的文化铺垫连起来看，它所指向的就不只是一个民族怎样建立自己的文明，而是一场更久远、更宏大的安排。
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安排众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下世，以不同身份为人类奠定文化。有人留下文字，有人留下医药，有人建立礼乐，有人传下修炼文化；他们在人间有不同的名字，扮演不同的角色，看起来相隔千年、彼此无关，合起来却在为最后的人准备一种能够认识天、道、德、善恶、修炼与回归的文化。
于是再回头看那些“非凡降生”的故事，它们便像五千年文明大戏开幕之前，留下的一道道隐约可见的光。
黄帝降生以前，北斗有异象；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羲；姜嫄履帝迹而生后稷；玄鸟降下，商族的先祖来到人间。
那些故事真正想告诉后人的，也许从来不只是“这个人的出生很神奇”。
而是：他从别处来。他带着使命来。
五千年前，人们仰望星空，记住了圣人降生的征兆；随后一个又一个生命走入历史，有人留下八卦，有人留下农桑，有人留下文字，有人留下礼乐，有人讲道，有人传法。朝代不断更替，戏台上的人物一批批退场，可那条看不见的线始终没有断。
直到大法洪传世间。
这时再回望五千年，人们才可能重新明白，为什么中华文明如此长久地保存着关于天、道、德、神、佛、修炼与返本归真的记忆。
原来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人永远沉浸在人间这场戏里。而是当大戏走到最后的时候，人还能够听懂那久远而熟悉的声音，想起生命真正的来处，认出创世主为众生留下的归途。
文章最初问的是：他们为什么都不是“普通地出生”？
走过五千年再回头，也许真正需要追问的，已经变成了另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又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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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