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涧遡洄（2）：《春秋》大义的“定天下之邪正”与“忠”之意涵的迁延浅议
文：王舍微 来源:正见网
《史记·孔子世家》 中记述了孔子作《春秋》的缘由：【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由此“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1]（《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孟子·滕文公下》中也描绘了“世道衰微”后“无父无君”的社会乱象，对孔子为什么作《春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从孔子讲的“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自己所推行的“道”，尽在《春秋》一书中了，若后人读不懂《春秋》，或是理解偏了，惹出的麻烦也会算到他头上了，意即：“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意在给人留下的是为人处事的常理之轨，照此而行可以守护个人的福德，同时又维持和稳定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延滞人类社会的道德下滑进程。
春秋，本指先秦时代各国的编年体史书，只载其事而无其义。后孔子以修订鲁国《春秋》为范本，就历史之事件，以春秋笔法，寓褒贬言春秋之微言大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阐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欧阳修的《春秋论/中》说道：“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后人为《春秋》 所作注解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中阐释：“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此外，《左传》对鲁昭公出访晋国的记述中对“礼”与“仪”作了区分 ， “仪” 只不过是表面的、外在的仪式，而“礼”有一个更本质、更核心的内容，那就是“德”。“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述：楚子囊攻打吴国回来后去世，遗言还是一定要修筑郢地的城墙。由此引出一段对忠的阐释：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 这里道出忠的内涵：君王的德行让万民仰望，所以武将尽忠保卫社稷。这才是道义基础上的忠。“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桓公六年》）
从以上的古人论述可以看出，后人的认识集中在名、分和礼义方面，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是在道的基点上认识这种名分的意义，还是在人的层面上去建构这种秩序？“别是非，明善恶”的价值方向是朝着无为的恬淡虚无之一念不起，还是朝向有为的冲高慕大之人心激荡？这也是春秋大义解读在道德学问与政治学问之间走向的分水岭。
《庄子·天下》云： “春秋以道名分。”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以法为分，以名为表，” 此处所说的“法”，可见于《黄帝四经· 经法·道法》中的阐释：“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 见知之道，唯虚无有；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 一旦从关注道义转向秩序建设，并且明分确立了秩序、等级，必会以形名为标志。道德属于人“明善恶”的心法，需要人自觉的遵守；而政治秩序则是“别是非”的治乱判断。如果混淆在一起，就会在道德的名义下掺入政治的内核，最终会变异道德的价值内涵。
《公羊传》“王正月”三个字中阐发出“大一统”的涵义：“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在人类社会道德水准不断下滑的过程中，渐渐的对“天人合一”的理解也受到局限 [2]，人们的认识也从“大一统”滑向“大统一”的世间表面政治性意涵和是非观念。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说：“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董仲舒阐发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是把臣民当作君王的附属，将天人合一中的天道割裂开来，黎民百姓只能“随君”，而且还要承载“伸君”之屈，却不能与天道合一。
由此可以看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世间政治性观念的掺入，合于道的“忠”的传统价值意涵逐渐被 “忠君”的政治伦理替换。几百年来，广为流传的《满江红·写怀》，“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有学者考证后认为，乃假借岳飞之名的托拟之作。也与岳飞的思想境界及心境也不一致 [3] ，且看岳飞的《小重山》一词中的语句：“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充满静和低徊，曲折含婉。
为什么许多人会经常引用？这是由于词中抒发了那种充满人心渲染的激昂、忠愤情绪，同时又符合了当朝统治者的政治需求。这种说法的依据：一是岳霖、岳珂两代人编撰的《金佗粹编》及《岳鄂王行实编年》中均未收录；二是 “靖康耻”中“耻”字的使用于礼、法皆不合，在宋代人记录中无人使用欺君犯上的“耻”字，南宋时对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被虏的记述，所用词汇为：“靖康之祸”、“靖康之乱”、“靖康之难”。
东晋经学家范宁在《春秋谷梁传集解》之序中说道：“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之传有三，而爲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 然而，如何辨别邪正？当后人不能在道的层面，以道德为标准，而加入世间政治等因素的时候，那就是开始偏离传统价值，异端兴起而大义背离的时期，即：“异端作而大义乖”。
人类社会的历史本就是一场历史大剧，古往今来，兴亡更替都是在丰富人类的文化记忆，为人类未来的升华作铺垫。五千年的文明都是在等待“数点梅花天地春” 那一辉煌时刻的出现。“荡荡天门万古开，几人归去几人来。”（〔北宋〕邵雍《梅花诗》）
注解
[1] 浃：通透澄澈；
[2] 参见：“道涧遡洄（1）：“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内涵的向度与意界初探”，正见网， https://www.zhengjian.org/node/30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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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见网：“遐思录：忠的观念维度和应用层面浅析”， https://www.zhengjian.org/node/28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