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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伯希和(网路图片)

◎林洁心

【明心网】六、藏经洞

藏经洞指敦煌莫高窟第17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开凿，是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清朝时，祖籍湖北麻城的王圆荢因生活所迫，流落于酒泉，并在此入道修行，人称王道士。后来他云游途经敦煌，登三危山，感慨于莫高圣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便长期居留于此修行。王道士在敦煌四处奔波筹集钱财，用来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并进行修复，仅第16窟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让此秘洞现于世间，他的墓志所云：“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自此，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开始名扬海内外。

(一) 藏经洞中的文献

藏经洞是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北壁贴壁建长方形禅床式低坛，其侧面和前侧面画有壶门、衔灵芝的鹿，茶花边饰和云头僧履，坛上泥塑洪辨像。北壁绘两颗菩提树，其左侧画一双手捧持对凤团扇的比丘尼，右侧画一侍女、一手持杖。西壁嵌洪辨告身碑一通。

洞内藏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物5万多件，属敦煌遗书中最大宗文献，有画有佛像的绢、织物、绣像以及法器等文物不下千件。洞内所藏文献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

１.宗教典籍

在藏经洞的古文献中，佛教典籍约占全部文书的90%左右，可以分为经、律、论三部分，合称三藏。这里包括各部典籍和大小宗派的东西，以及同各宗派相关的语言文字的资料，即一卷佛经正面是佛经，背面则是以古印度梵文、窣利文、巴利文等写的佛经原文，用以考证此佛经的来源。洞内有许多失传已久，不为人知的三藏以外古佚佛经。

据考证，已知敦煌佛经中的佚经有368种之多，其中如《佛说延命经》、《诸星母陀罗尼经》等经典，在印度和中国早已失传。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记载中国佛教史迹、各地佛教情况、吐蕃统治沙州时的佛教源流、敦煌佛寺的规矩等卷。

敦煌文献中道教典籍也颇有数量，主要是初唐至盛唐的写本，纸质优良，书法工整。老子的《道德经》就有大量抄本，多以《德经》为上卷，《道经》为下卷，这一点同70年代出土的银雀山竹简和马王堆帛书《老子》相同。此外，敦煌道教典籍中还有6种《道德经》的注疏，其中《老子想尔注》和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是未被收入的佚本，为后世失传的佳本。

藏经洞还有景教和摩尼教等其它宗教的材料，景教是西方早期基督教的一派，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以后，流行了二百多年时间。景教古经传世极少，鲜有文献记载，而敦煌则保存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典籍以及景教画像一幅，前经还附有景教经典的目录30种。

２.其它文献

敦煌文献包括很多历史地理著作，除部分现存史书的残卷，还有已佚古史书。敦煌在晚唐五代时由归义军统治，这段历史在一些正史中记载简略，藏经洞却有上百种以上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而文献中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是研究唐朝地理的资料，以及一些史籍未载的西北地区方志，如《沙洲都督府图经》、《寿昌县地境》、《沙洲地志》等。

大量古典文学资料也是敦煌文献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包括《诗经》、《尚书》、《论语》等经典和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很多是民间作品。其中所发现之晚唐抄本词曲卷《云谣集》值得一提，《云谣集》原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为现存最早唐词抄本集。在藏经洞未开启之前，通常都把赵崇祚在后蜀广政三年（940）编的《花间集》认为是最早的一部词集。

经考证，《云谣集》的发现将这个年代提前到后梁龙德二年（922）。《云谣集》原有两卷，和其它敦煌写卷一起，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取走，后分藏于英、法国家博物馆。

敦煌唐写本《太公家教》汇集了许多民间谚语，如“居必择邻，慕近良友”，“近妄者陷，近偷者贼。近痴者愚，近圣者名”，“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慎是护身之符，谦是百行之本”，“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万顷，不如薄艺随躯”，是唐宋儿童启蒙诵读的格言语录。

敦煌文献中的科技资料主要有数学、天文学、医药学、造纸印刷术等方面内容，如数学方面的《九九乘法歌》、《算经》和《立成算经》；天文学方面的《二十八星宿位经》、《全天星图》和《紫薇垣星图》；医学类文献有60卷以上，加之佛经中的医学内容，则达上百卷，分为医经、针灸、本草、医方四类，更保存有一些久已失传的诊法、方药。

敦煌文献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其中唐咸通九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

敦煌文献中还保留了一些琴谱、乐谱、曲谱和舞谱，使后人得以探寻中国古典音乐舞蹈的风采。

此外，文献中有许多与敦煌地区饮食有关的资料，从原料到名称、从制作方法到制作工具，应有尽有，甚至连每种食物的用面数量都记载的清清楚楚。

３.其它文种文献

敦煌文献以汉文居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

吐蕃文即古藏文文献，是指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但经公元9世纪末代吐蕃灭亡后的百年动乱，经籍文书尽毁，所幸敦煌藏经洞中还存有八至九世纪约数千件藏文写本。但这些藏文资料于1906－1908年分别被斯坦因与伯希和劫往英国和法国。近来，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法藏敦煌藏文文献》。

(二) 藏经洞封闭假说

１.避难说

藏经洞在封闭近千年后才得以现世，法国人伯希和根据洞中所藏没有西夏文文书，而其它文书后者为宋初，即公元976-983至995-997年，提出在11世纪前半期，僧人为躲避西夏入侵敦煌，而将所藏经典搬入藏经洞并封闭之。

又有一种说法是11世纪初伊斯兰教的东侵致使藏经洞封闭。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并对于阗佛教以毁灭性的打击。于阗人东逃带来穆斯林东进的消息，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所得经卷、绢画等珍贵物品封存洞中（今藏经洞），并做了必要的掩饰。

２.废弃说

英国人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根据他在洞中发现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块、绢画残片和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等，认为藏经洞是存放这些神圣的废弃物的地方。一些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和其它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而在藏经洞封闭时，敦煌已向内地请求配齐了大藏经，并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典藏理应珍藏于石室中。

３.书库改造说

这种说法由日本学者藤枝晃提出，他在《敦煌“藏经洞”的一次复原》文中认为，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折页式的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阅读、携带方便，受到僧侣们的青睐。因此，将藏书室中使用不便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杂物一并置于石室封闭。

迄今，藏经洞封闭之谜仍无定论。

中国传统院落式的佛教寺院，一般在南北中轴线上都建有藏经阁，并且大都位于寺院主轴线的结尾。莫高窟原本就是个大寺院，历代修行者不断，不管什么原因有个藏经洞也就不奇怪了。

(三) 世界各地的藏经洞文献

如今，保留在中国的藏经洞文献仅有15000余件，且大多数是佛经，其余皆流失海外。第一个到敦煌获取藏经洞文献的是英国的斯坦因。

王道士揭开藏经洞的面纱之后，也曾邀请乡绅观看，上告敦煌县，但都没有获得清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加之王道士一心想筹款修复敦煌石窟，正如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中写道“他（指王道士）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而修复工程巨大，全靠王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

在获得王道士的信任后，自1907年，斯坦因先后三次从王道士手中买下大量的文献，成为获取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这些文献在1973年英国图书馆独立后，入藏于东方写本与印本部。

紧接着，精通汉文及数种中亚语言的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以一口流利的汉语获取王道士的好感。时值王道士又需要资金修复洞窟，便同意以藏经洞文献和伯希和作交易。伯希和虽然比斯坦因晚到一年，但由于他拥有丰富的汉学知识，他所获取的文献在数量上不如斯坦因，但却是最精华的部分。现存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

随后，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的探险队获取敦煌文献约数百卷，最初收藏在其别墅二乐庄，后因财政原因，逐渐散落在旅顺、首尔、京都等地。

1914年8月，俄国人鄂登堡率团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的文献已所剩无几，鄂登堡收购了王道士私藏的剩余部分和散落在敦煌私人手中的文献，虽然大部分为碎片，但总数有12000多片，现藏于圣彼得堡冬宫亚细亚部。

(四) 藏经洞的沉思

藏经洞中的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多彩，不愧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由文献的语言多样化可见，历史上多个民族的信仰和文化都曾在敦煌交汇。而藏经洞的封闭之时也正是敦煌石窟经历隋唐的辉煌，以及吐蕃、归义军时期的保持，而即将走向衰落的时候，令人不由得感到“冥冥之中”的天意。

在封闭近千年后，藏经洞又奇迹般地被一个道士发现，从而重见天日，而那时中国正处内外交困之中，在各种机缘之下，洞中的文献散落到世界各地，从而使敦煌中保存的中华灿烂文化艺术随即闻名世界，使这个偏远的小地方成为人类历史文化的一座宝库。这难道又是另一种天意的安排？

文物流失自然令国人痛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敦煌正是通过藏经洞文献的流散而为中外学者关注，世界也逐渐认知了东方文化。再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在敦煌的和尚、道士、尼姑等被要求还俗，敦煌的艺术研究者也被要求开荒劳动。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称敦煌研究院）所长常书鸿等人的艺术研究工作陷入停顿。

文革中，常书鸿被打为“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留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监督劳动，包括进行喂猪等劳动。这些风云迭起的政治运动又阻挡了多少研究的进程，毁坏了多少珍贵的历史文物，停滞不前的不仅仅是一门敦煌学。

也许有一天，散落在各地的敦煌文献和文物又会在机缘巧合下，汇集在一起，从而将一个真实的敦煌展现给世人。

(本文转载自正见网)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09年8月9日   更新：2009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