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翰萃真（2）：“秦二世而亡”之《春秋》密码为何千年无人能解？
文：王舍微
秦国原本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到秦王政即位后，从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到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十五年中， 先后攻灭韩、赵、魏、燕、楚、齐关东六国，完成华夏统一，后北击匈奴、南征百越， 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咏史诗词《古风·秦王扫六合》，展现了秦始皇扫六合、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雄风：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
据《史记·秦本纪》记述：“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秦始皇创立帝制及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由此奠定了中国中央集权王朝的统治基础，故称“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朝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五百年的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共融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中国上古时期有三皇五帝，其后是夏、殷商、周三王，秦始皇赢政使用皇、帝号合称，作为拥有天下者的尊号。人们更多体会到的是那高高在上、号令天下的尊崇地位和至高权力，然而在这尊号的背后却有着久远而深刻的内涵。
班固等人撰写的《白虎通义》中阐释：“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总，美大称也，时质，故总之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故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岩居穴处，衣皮毛，饮泉液，吮露英，虚无寥廓，与天地通灵也。”
意思是，“帝”和“王”在道德方面有程度高下的分别，前者德合天地，效法天；后者秉承仁义，效法地。“皇”象征盛德，统领并普照天上和世间万事、万物，“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汉代蔡邕《独断·卷上》）”那时候的人们恬淡虚无、气度恢弘，与神灵相通。《管子·兵法》阐释：“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
由此可见，仅就其境界而论：“皇”处于道中，没有天下的概念，光耀万物，大道平夷，处处可通；“帝” 的境界有道有德，有天下的概念，但没有坐拥天下的观念；“王” 字的三横，分别代表了天道、地道、人道，中间的一竖代表着将三者贯通，也就是通晓天道、地道和人道的规律，受天命为王，拥有天下，替上天管理百姓。所以 “皇帝”的意涵中有盛德普照、望德来归和天地总系之意。
然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却在秦始皇去世后仅三年就因农民起义二世而亡，仅存在了十四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后世对于秦朝灭亡的原因讨论很多，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说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意思是说，兼并六国凭借诡诈和武力；安邦治国要施仁义和权变。夺天下和守天下不能采用同样的方法。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述了陆贾劝谏汉高祖刘邦时讲出的“逆取顺守”之理：“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大意是说，汤武以诸侯身分用武力夺取帝位，不合君臣之道，故叫“逆取”；即位后，偃武修文，法先圣，行仁义，合乎正道，故叫“顺守”。秦朝严刑酷法治国而不加改变，最终被灭掉。倘若秦朝在统一天下之后便施行仁义，哪里还有汉朝的天下呢？文中还论述刘邦的夺取天下的过程：“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这一切都非是人力所能为，此乃天意所成就。
同样，秦始皇能够取得盖世之功，也是天要让他成功。然而，秦国在逆取天下过程中，采用的是商鞅的强国之术，而非帝道、王道，比春秋五霸的霸道还要短视的强道。《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述了商鞅见秦孝公的过程：讲帝道时，孝公打瞌睡；讲王道时，孝公未入心；讲霸道时，孝公开始感兴趣；再讲以强国之术时，孝公“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 形容谈得非常投机，膝盖不知不觉的在垫席上向前挪动。谈了好几天仍不满足。于是商君叹曰：“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如此就难与殷商和周之德相媲美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推行法家思想的商鞅心里还是个明白的，只是根据君王的需要，没有走仁义治国之路。前有商君，后有李斯，也因此，秦国一路走下来的征伐逆取，累积了较重的罪业，同时也使得统一天下后难以掉头。作为历史大剧中的秦始皇也难改变这天意安排的剧本，听闻海上有仙山后，“於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 入海求仙人”去了。
历史上朝代的兴亡更替是由人间的反理主导，所以秦国能够通过兵争天下而武力逆取，但同时宇宙的特性在制约平衡着一切，又符合业力轮报和因果的规律。秦朝速亡的历史安排是天意的作为，而速亡背后还有更深远的意蕴和更大的历史渊源。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东周时代又分为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与战国时期（前475年—前221年）。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反倒形成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的难得时期，诸子百家及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宝库，老子、孔子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实际上，从孔子所作的《春秋》解读中可以洞悉“大一统”的意涵，并探析出秦朝为何二世而亡的深层原因。
时至今日，《春秋》通常指唯一留存至今的鲁国《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之史书重新修订而成，记述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的二百四十二年被称为“春秋时代” 之历史，流传至汉朝时被尊为五经之一。此外，还衍生出《左传》与解读文本《公羊传》、《穀梁传》，并称为“春秋三传”。
“大一统”的提法最早出自《公羊传》中关于《春秋》开篇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四字首句的注释：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对“大一统”进一步解释道：“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在《穀梁传》的注释云： “《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所以说，“大一统”的涵义是春之始，万物之始，正教之始，而且是合于“道生一”的正始，并非今天所理解的版图“大统一”之意涵。
那么，“布政施教”由谁来做呢？昔三皇时，盛德普照；五帝时，德合天地。那时也就没有布政施教的治理概念，引导、引领足矣。三王之后，特别是东周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已然非常明显，君王“大一统”的影响逐渐势微，面对人类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如何维系人类的道德水平？人类的道德如何回升和返本归真？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老子、孔子出现了。老子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 在人类的道德整体下滑后“礼崩乐坏”的状态下，君王 “大一统”模式已经难以继续下去，法家的治理方式又不利于人类的道德提升，上天安排的是政教分离的模式：在国家治理层面，君王布政；在文化层面，孔子之道施教。而老子的出世之道和后来传入的佛教，其作用是给人留下返本归真的文化指向，同时也使能够修炼的人回升。
由于人类的发展和历史变迁多为反理主导，后世君王的统治和布政中也很难做到时时都合于道，这也是人类道德下滑后的境界使然，也就是进入到了“一生二”的状态，世间的正理总系从君王分离出来，更有利于人类文化和道德观的持久和稳定。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汉朝初年“文景之治”时期的黄老之术过渡后，从汉武帝起，孔子之道一直受到尊崇，奠定了这种重德向道的学说为施教的主体，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即使在外族入侵后的朝代也未改变。《汉书·董仲舒传》 中对董仲舒向汉武帝提议的记述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后来在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公开批判孔子的第一人易白沙（1886年—1921年），1915年9月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 (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创刊号首次抛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语，由此成为排斥传统道德的口号。五年后，易白沙也因理想破灭而蹈海自杀。
由此可见，秦朝的速亡背后的深层原因乃是，“大一统”的三皇五帝时代已成为过去，二元化的政教之始为历史转折后的必然，而秦朝推行“尚法唯刑”法家思想之历史惯性，使其难以承担这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历史使命，所以，秦朝在完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建构和“书同文”的文化准备之后，就急速的谢幕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和文化铺垫，都是为了“万祖下界，千佛临凡”后的人类末劫时期做准备，当优昙婆罗花的祥瑞出现的时候，那便是救世的正法已在人间开传，五千年中华文明【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辉煌一幕将在世间展现。
“向来冰雪严凝地，力斡春回竟是谁。”
来源：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