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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炼大法以前曾经在一本文摘杂志上读过一个故事叫《旷野的声音》，讲述一名美国女医生在澳州与土着部落徒步穿越沙漠的故事。其中有个情节说，这名女医生与一群土着离开村庄走了几十里，当晚露营的时候，她看到一人正面朝村庄方向跪地冥想。她就好奇地问他在干什么，那人回答说他正在和村庄里的人通过思维来说话。

这件事情看起来很荒诞，其实人人都有这种功能。李洪志先生在着作《在美国讲法》中说：

“人的思想很清净，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别人想什么你都会知道。”在《转法轮》中李洪志先生又说：“只不过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人越来越着眼于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有形的东西，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现代化的工具，所以我们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最后使这种本能完全消失了。”

远古时期，人的道德很高尚的时候思想也相应地非常清净，自然就具备着这种功能的，思想可以互相沟通，虽然不借助语言却远远比语言交流更加有效。语言的使用和现代通讯工具的发明越来越弱化了这种功能，然而却也保留了它带来的一个词汇，叫做“默契”，套一句古诗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语言和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步入文明的标志，其实我看是人类开始走向退化的标志。任何语言和文字所表达的感觉和情感，都要依托听众的经历和体验。举个简单的例子说，什么是“甜”？字典上的解释是“糖或蜜的味道”，其实这种解释与没解释没什么两样，如果一个人一生就没有吃过糖或蜜，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从这种解释中明白什么是甜。不仅仅是味觉词汇无法定义，像什么是“红色”，什么叫做“冷”，什么是“香”，什么叫“刺耳”，如果没有亲身体验的话，人的“眼、耳、鼻、舌、身”所感受到的东西都无法用词汇精确定义。更何况我们所要描述的情况经常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同时综合刺激，这时我们就会感到人类的语言实在太贫乏了，无论如何都无法让听众感同身受。

虽然如此，语言的表达能力还是比文字更加丰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面对面的谈话使听众除了接收到语言外，还会接收到说话者的语音、语气、表情、动作、眼神等等，而一旦形成文字，这种语言以外的信息就又非常微弱了。

中国的文字是黄帝身边的一个史官苍颉创造的。古人有一个传说，讲“苍颉造字，有鬼夜哭”，后人附会说苍颉造字后把天地之间的秘密都泄漏了，所以鬼才在半夜哭泣。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从心灵沟通到语言沟通，再到不得不借助文字是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也许这才是鬼半夜而哭的原因。

唐代的韩愈提出“文以载道”，即文字是为记述道理而服务的，但从语言文字对信息的承载能力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表达一个超越常人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老子为什么在《道德经》中说“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说他所给出的名词不是这个名词通常所指的那个对象。他还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大智慧如老子这样的觉者也遇到了语言障碍。这并不是老子的表达能力不行，而是人类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概念，更没有相应的“名词”去描述老子讲的“道”。

语言文字既然不是传递思想的唯一方法，那么有些修炼法门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像禅宗就采取了一种极端做法－－干脆抛弃了语言文字，称为菩提之道，以心传心。禅宗里有个故事非常著名，说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说法，大梵天王献金色波罗花以表敬意。佛陀一言不发，拈起金波罗花向大众展示。在场的听众不解其意，只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后来摩诃迦叶就成了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印的传法弟子。（见《佛家人物参考资料》）这是禅宗最经常讲述的“拈花微笑”的故事。其实我理解，讲的就是不借助语言的心灵沟通，释迦佛与迦叶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中国的禅宗是不立文字的。曾经有一个尼姑拿一本经书向六祖慧能请教，慧能说：“我不识字，你把经文念给我听，我来给你解。”尼姑很奇怪地说：“你不认识字，怎么去解释经书呢？”慧能就给她举了个例子说：“我用手指指给你月亮，可是如果你能够直接看到月亮的话，不用通过我的手指也能看到”。

禅宗这种方法是不适合承传的，因为真的能达到心灵沟通的人，思想已经非常清净了，而常人社会实际上是越来越背离宇宙的真理，越来越陷入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之中，也就越来越无法与上一代传法的人沟通起来，所以禅宗传了六代就不行了。

真正的大觉者在度人的时候是要照顾到听法大众的理解能力的，他会借助常人中的语言和文字来表达高深的佛法，而人真正能够依法修炼的原因却不是因为表达能力有限的文字表面，而是因为觉者的语言文字背后有着深刻的内涵。如果只是去抠表面文字，那就像把指着月亮的手指当成月亮一样了。

文字在创立之初确实是为了记载道理，中国最古的四本书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按照《尚书序》的说法，《三坟》《五典》是记述三皇五帝的德行的，称为“大道”和“常道”。后来的书籍就开始记述一些历史，人伦，民风，政务等等。儒家有四书五经之说，其中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和《春秋》，如果加上《乐》就是六经。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说：“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翻译成现代文就是《礼》用来节制百姓，《乐》用来表达平和的情感，《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思想，《易》用来说明变化，《春秋》来阐明仁义。

历史再发展下去，文字的使用就越来越庞杂了，形成了中国各朝各代丰富的文学形式。春秋的时候是《诗经》、战国是《楚辞》、汉代是赋、两晋和南北朝时代是骈文、然后依次是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 这些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清晰脉络。最有意思的是每个朝代和每个朝代的文化都不一样（明代小说如《西游记》等与清代小说如《官场现行记》等完全是不同风格的小说，这实际上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课题）。李洪志先生在着作《导航》中揭示了这个天机，他说：

“一朝君子一朝臣，一朝天人一朝民、一朝文化，一朝服饰。过去改朝换代的时候文化马上就发生变化，服饰的差异也非常的大，……”

李先生又在着作《北美巡回讲法》中进一步揭示了背后更为洪大的原因，这与今天在人世间法轮大法的洪传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朝一代的，每一朝人都是一朝天人，是从遥远天体来的代表，代表那里的无数众生来这里结缘，正法中不至于丢下那些众生。在那一朝结缘中留下了他们带来的文化。结缘后下一世转生到其它地区等待着大法开传的一天。”

而留下这些文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今天的人能够听懂法、理解得了法。这里还涉及到很多深刻而细腻的历史安排，鉴于篇幅请读者去看《北美巡回讲法》的原文。

讲到这儿顺便说一句，中共在大陆建政以后，所发动的历次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许多词汇象“法宝”、“根基”、“悟”、“借花献佛”、“圆满成功”和“心领神会”等等，本来都是修炼的词汇，经过长期的歪曲滥用，并加入政治因素后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内涵。一些词汇如“迷信”和“科学”等甚至被歪曲后成了打击人类最根本的道德的棍子，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人理解大法的，而且都将被清理掉。李洪志先生说：

“……大法还在开创新的人类，也同样会给人类带来新的文化。”（《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二）》 “随意所用”）

转自正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