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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被认为“史上保存最完整的西汉列侯墓园”海昏侯墓的发掘中，出土一副漆器的“孔子屏风”。其表面有孔子生平的文字以及孔子画像，人物下还有题字，题字部分除能辨认“孔子”“颜回”“叔梁纥”等人名外，还能看清楚“野居而生”字样，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

对于中国艺术而言，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可谓最大，佛教造像、敦煌莫高窟，山水、文人画之于道家，佛道艺术在今天皆为显学，而儒家艺术却很少有人提起。正如巫鸿教授所说：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对儒家美术兴趣的缺乏，实在令人吃惊，对艺术中的儒家思想观念的讨论非常罕见，以至使人怀疑儒家美术是否存在。“

图像的演变

海侯墓发掘现场，孔子漆器。

孔子，其创立儒家思想的学说至今依旧影响着中国，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文明一般，儒家思想如同烙印一般成为民族文化的符号，也同样成为思想史、美术史研究上极为特殊的个案。历代帝王对孔子不断地推崇，使得孔子像即天然带着“圣像”的属性，然而这种过强政治目的性却又迥异于圣像。历朝历代出于不同的目的，反对或攻击儒学，也给现代中国人留下了一个或是“至圣神明”或是“封建恶魔”的争议印象，这种偶像化、妖魔化的过程，图像的变迁本身便是思想、文化各个方向变迁的佐证，并为我们展现历朝历代的审美特征和表现手法。

如果回头看，当代可能是最为看脸的世界。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人们更加注重内在的修养和学识，而对外在的形象没有太多的褒贬，“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而对中国艺术，尤其是造型艺术对于“成教化，助人伦”这一面显然更为重视，孔子像的出现亦是为此目的。帝王祭祀、弟子追思、普及儒学教化民众基本为孔子像的三种实用目的，并伴随着历朝历代的时代特征形成时空交错式的孔子形象。

最早的图像

已知最早的孔子像，是孔子的弟子子贡为表达思念之情，而作有楷木雕刻《孔子夫妇像》，楷木是孔子故乡山东曲阜孔林中一种特有的树种，由服丧的子贡带来。孔子于七十三岁去世后，弟子皆来服丧三年，唯子贡服丧六年，为孔子结庐守墓，《孔子夫妇像》便雕刻于服丧之时，并在此后成为孔子嫡系后裔传家之宝。但可惜的是子贡所刻原件早已遗失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目前存于曲阜孔庙的《孔子夫妇像》为南宋仿制。

《孔子夫妇楷木像》像高60厘米，南宋，现藏于曲阜孔庙。

陕西靖边东汉墓出土彩绘壁画“双圣图”（见《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第85-87页。

而在绘画上，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鲁国东南东西厢画图”有《孔子弟子图》。因无实物，目前尚不知这是否是最早的孔子像绘画。如果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则基本可以断定为最早的孔子绘画像。

孔子像实物

自子贡的孔子夫妇像后，汉代至唐代，石刻、壁画和塑像成为孔子像的主要造像形式。而这其中，大量的汉朝画像石成为已知最早的孔子像实物资料。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封圣，厚葬的风气也为孔子像的留存提供了帮助。在当时儒士的主导下，根据以往的记载，孔子的形象基本被定格在高大、慈祥、谦逊这些特征，所有故事题材皆为衬托其“温良恭俭让”的精神气质，而这也是现代所见的孔子像的源头，其后的孔子像皆继承了这一精神气质，只是根据不同朝代、场合，在尊崇程度和服饰、礼仪上有所差别。

目前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尚未清理保护完毕，如果确定为西汉时期，则可认定为已知最早的实物孔子像，西汉之时，孔子像已经成为一个形式化的符号成为当时权贵的装饰，由此可推断，在此之前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存在更早的孔子像。

两方东汉早期“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均为全图），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汉画像石》第2卷，图113、115。

老子与孔子是常展现的题材

“孔子见老子”是东汉时期画像石最常出现的题材，其中最为著名则是山东嘉祥武梁祠中出土的画像石。在上图的画像石中，老子孔子皆戴高冠，互相躬身，两人之间有一推车小儿，一般认为是项囊。而在其上的飞鸟，据清代学者阮元考据认为所执之鸟必为斑鸿，因为他拜访老子时的身份是史，而据周礼，官吏在正式会晤时，需执一只相应的鸟以示身份。同期东汉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两个老头一个孩子一只鸟的程式化形象，但是处理的更为随意，显然对于当时的工匠而言，无需刻板的遵循文献，也无需繁复的描述，只要让大家认出这个典故即可。

现存武氏祠的齐山出土“孔老相见”汉画像石，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第122-123页。

齐山出土“孔老相见”汉画像石局部。

武氏祠“孔子拜老子”汉画像石局部，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1卷，第9页。

时代变迁，图像变革

魏晋南北朝，既是中国最分裂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文化艺术最为发达的时代之一。绘画艺术的进步促进了孔子像变革，包括顾恺之在内的诸多画家都曾以孔子像为题材进行创作，可惜至今并未有实物留存。佛道玄学的崛起，让儒家进入暂时低潮的同时，也在借鉴佛教造像与道教神像的同时不断地完善自己，而文人的逐步介入绘画，也让孔子像不再成为儒士的专属，并开始思考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的衰退使得厚葬从根本上消失，画像石亦难觅踪影，从此让位于壁画。题材上也已佛道、竹林七贤等内容为主。

隋唐之际，隋朝由于皇帝的自身经历，虽然在治国上推崇儒教，但骨子里还是以“我兴佛法”的态度为主，隋朝名士士谦在回答三教的优劣时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基本可以代表当时统治阶级对三者的地位排序，所以此时既没有任何对孔子的祭祀，更谈不上孔子及其弟子的图像创作。

孔子标准像的诞生

而后，唐朝对儒学、孔子的尊崇则达到了新的高峰，唐玄宗时期更是封孔子为“文宣王”，冕服孔子像的形制正式诞生。儒学即便再也达不到汉朝时独大的地位，却也在此时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导，正是在此时诞生了孔子的“标准像”。据文献，唐代的吴道子及东晋顾恺之都有孔子题材的作品创作，而正是这些创作为后世的再创作提供了蓝本，并成为后世认知孔子形象依据。虽然我们已经看不到那些画稿。但从现存的画像及画谱而言，几乎现存有孔子行教像都有唐吴道子笔的字样。

吴道子，被称为唐代的画圣，但现存画作基本都为宋元时期的摹品。影响最大的，传为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是历代引用和模仿最多的、影响最大的孔子图像之一，此块“先师孔子行教像”现藏于孔府，上刻“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师表万世”并于左下题“唐吴道子笔”。画面中的孔子宽衣博带，腰配长剑，神态恭谦，成为后世孔子像创作的蓝本，直至今人所绘孔子的像都可以从这张画中找到影子。

七陋说

先师孔子行教像（拓片），传唐吴道子原碑藏于孔府。

宋元之际，中国绘画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巅峰时期，在继“文宣王”之后，宋真宗先后册封孔子为“宣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及至需继承汉文化外衣统治中国的元朝更是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在唐朝安史之乱后，社会濒于崩溃，此时的儒家思想成为了支配整个社会的文化规范，被作为王道的道统竖立起来，在统治者的自上而下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画家加入孔子像这一题材的绘制。同时民间关于孔子相貌“七陋”说逐渐形成，成为后世肖像类孔子像绘制的标准之一。所谓“七陋”即“七窍之陋”：眼露白，耳露轮，口露齿，鼻露孔。七窍豁露，不甚美观，所以七露又写作七陋

自晋唐以来，以绢、纸直接手绘的孔子像增多，然因材料本身，流传到现代的少之又少。今天能见到最早的手绘孔子像便是出于这一时期，即马远的《孔子像》，作为南宋画院画家，马远向以山水为人称道，与夏圭并称“马夏”，创水墨苍劲一派，花鸟人物亦是其擅长。此件画像中，孔子依旧沿用了长袍垂手，神情肃穆这一标准，并带有宋画重神韵而写意的整体风格，突破前任范式，寥寥几笔形神毕现，此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版画技术的普及，也使得孔子圣迹图等一系列反映孔子言行的连环画开始流传。

旧俗与新创作巧思

马远《孔子像》，宋绢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明清时，孔子重回“圣人”、“先师”，不再是文宣王，自唐朝始的冕服孔子像被官方取消，并在太庙中重新以牌位的形式祭拜。然而这并不代表儒家式微，明清时对孔子的崇拜和信仰已经深深扎根于社会，并成为道德与伦理的典范。神话神仙似得孔子在官方语境下消失，只在民间还保留着供奉的习俗。而在孔子像的形式上亦继承前朝形制，并没有任何大的发展突破，依旧按照“七陋”的特征进行创作。

而孔子圣迹图等连环画受益于版画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手绘本的发展则吸引了当时诸多名画家以此题材创作，包括文征明、陈洪绶等人皆为后世留下佳作。并在此时，更多的艺术家开始以“三教像”为题材创作出诸多佳作，并形成释、道、儒的排位元方式。出于中国画对道教的天然亲和，艺术家往往对老子较为侧重，孔子更多以慈眉善目的老人形象出现，神态衣着更似现实中人，而佛道则如神仙中人般。同时社会的发展，带来绘画材质的多元化，年画、各类材质的孔子塑像、摆件等大规模出现，这种多样化的趋势反应人们对孔子崇拜的多元化，人们在祭祀祈福时也不再拘泥于像与牌位。

明丁云鹏绘，《三教图》纸本设色，纵115.7厘米，横55.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今日曲阜孔庙大成殿的孔子像，为根据雍正年建立的孔子像蓝本重塑后，在形式上以塑像与神位共存的方式，七陋的容貌，但在礼仪规格上则为帝王级别，我们没法探寻千年的具体面容，但在时空的交会中，他千年前的面容在不同朝代以不同面貌跟帝王、神灵、圣人的身份交织在一起，成为代表中国文化中一个复杂的视觉图像。

曲阜孔庙大成殿，孔子像。(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责任编辑： 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