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历史真貌:天下朝宗的西周(四)

2013年09月06日 3:24     评论»

◎心缘

【明心网】西周的文化

*“五行”与《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现了对“五行”的认识。《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 并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 认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水曰润下”,是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 “金曰从革”,是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西周时期的人们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

此外,儒家经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时出现的,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武术、炼丹、养生、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民俗、心理、伦理、军事、宗教、卜筮、堪舆等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现存的《周易》10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

据《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

司马迁曾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记·太史公自序》)《识文解字》易部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八卦由阴爻和阳爻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组成象,其象也是阴阳。日为阳,月为阴。是以阴阳的消长、盛衰、变化来阐明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之理。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都是如此。

《周易》是中国传统医学之源,二者之间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医张景岳在其著作《医易义》中所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无赐》,《易》不可无医”。

《周易》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弥久而不衰。

*文字与文学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西周金文一般有较长的篇幅,如毛公鼎近500字,记述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临潼出土的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等器,都载有铭文,更加丰富了关于西周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


散氏盘(西周)通高20.6厘米 清乾隆年陕西省凤翔县出土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而得名,以其长篇铭文和精美的书法著称于世,为中华文物之宝。)


虢季子白盘(西周)通高39.5厘米,口长137.2厘米 清道光年陕西省宝鸡市虢川司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铸于公元前816年,因作器者为虢季子(名白)而得名。它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为西周三大青铜器。以铭文字数而言,虢季子白盘字数稍逊(111字),但就制作之精良与体量之大,则以此盘为最。)


毛公鼎(西周)通高53.8厘米 清道光年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时(828~782B.C.)的一件重器,因器为毛公所作而得名。毛公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计499字,为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鼎铭记述了周宣王的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全文可分五段:1、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的盛况,对比作鼎时时局不靖;2、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3、给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4、告诫鼓励毛公以善从政;5、赏赐毛公车、兵、命服。毛公为表示感谢和称颂周天子的美德,作鼎以为纪念。鼎铭表达了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也是一篇金文(钟鼎文)书法的典范。 )

容庚《金文编》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3000个单字,近数十年间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就说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世传周太史籀作大篆,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在书法上与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礼乐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周代礼乐制,等级森严,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所用乐器也不同。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祭山川,“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周礼.春宫》)两君相见,用大雅《文王 》;诸侯谁宴招待来访使臣用小雅《鹿鸣》、《四度》、《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当时可以看到“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zC》,周时的《大武》。

周代还有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经孔子删定,汇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以可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西周所用雅乐的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和《大雅》《小雅》。至于《国风》,只有时代稍早的《周南》《召南》,可以用于等级较低的“礼”,而且也只是较晚时代才出现的现象,因为二《南》基本上是西周晚期作品。清代学者方玉润在分析《周南·罘(草头)苡》一诗时对诗所表现的情形进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今天,我们只能从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节奏和韵律。

周代还兴办了音乐机构“大司乐”,在音乐方面系统的训练贵族子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还记载了大司乐教授乐舞的具体内容: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zC)》、《大武》。“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以和。”《周礼·地宫·大司徒》说明当已注意到音乐对人情志的影响。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著名的乐舞,它表现的是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具有很大的规模,它在春秋时期的演出有六成(六段),有歌唱,有乐队伴奏。它有着结构完整的曲式,在艺术上有相当高的水平。

西周时的乐器有数十种之多,仅一部《诗经》中,就出现了二十九种乐器。不仅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还有了弹弦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其时的乐器可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书称为“八音”。(《周礼·春官)》另外,被史书称为“钟鼓之乐”的大型管弦乐队也在西周时兴起,这种乐队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建鼓。这时的编钟以由先前的三只发展而为五只、八只。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已有三个八度,并基本按羽、宫、角、徵、羽、宫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徵音;徵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得到徵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服饰

中国服饰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贵族都依照场合与身份着服饰。

周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男服服饰冕服:礼服中最专贵的一种,冕服均在祭典中穿着,是主要的祭服。其服式主要由冠、衣、裳、蔽膝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弁服:其隆重性仅次于冕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玄端: 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深衣:古代凡是服礼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惟此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称为“深衣”。

女服服饰祎衣:为王后从王祭先王的俸祭服。裗翟:为王后从王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祭服。是青色衣,画裗翟纹十二章纹,裗翟羽色亦为五采。阙翟:为王后助天子祭群小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祭服。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翟纹。鞠衣:为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亦为诸候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展衣:又称襢衣为王后礼见王及宴宾客的礼服,亦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禄衣:为王后燕居时的常服,亦为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纯衣:为贵族之女的嫁衣。

可以说,古代的服饰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礼教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具有装饰的意义,而且还是当时人们身分和言行举止的指标。

西周的科技

天文学

西周时,天文学家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28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昏旦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这是我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表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的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地理学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医学

*对疾病的认识与诊治

根据甲骨文,可知早在商代就有对人体体表部位的记载,如:首、面、目、口、鼻、眉、耳、手、肘、肱、臂、足、胫、膝、趾、项、脊、腹、臀等;也有根据人体不同部位产生的生理功能而定名的,如孕、娩、乳、尿、血等。但对人体内部的脏腑组织记载不多,只有“心”字。

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二十多种,其中大多是按照人体的体表部位来区分的,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疾口(口病)、疾齿(齿病),疾舌(舌病)、疾自(鼻病)、疾项(项病)、疾手(手病)、疾肘(肘病)、疾肱(肱病)、疾身(腹病)、疾尿(尿病)、疾足(足病)、疾膝(膝病)、疾胫(胫病)、疾止(趾病)、疾育(产科病)、疾子(小儿病)等。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也有一些是根据疾病的主要特征得名的,如“疾言”,即说话困难或发音嘶哑;“疥”,是因易于结痂而得名;“蛊”,表示腹中有寄生虫;“龋”,为虫蛀牙齿。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涉及到五官科疾病、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妇产科疾病、小儿科疾病。此外,甲骨文中还有“疾年”、“雨疾”、“降疾”的记载,疾年指多病之年,雨疾、降疾指疾病的发生多如降雨,这些是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最早记录。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商朝已出现针刺、按摩、接骨、拔牙以及药物治疗等治病方法。

到了西周,虽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医学书籍,但有关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较商代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已认识到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并有了固定的病名。《诗经》中记载了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证候,如:?(癫狂)、闵(伤痈)、狂(疑)、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周礼》中也有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疾病内容。

对疾病的诊断,《周礼·天官》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在治疗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后药”的治疗主张,即先用食疗,再用药治。同时还提出饮食要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周代甚至出现了专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枣食医,这说明当时关于饮食疗法的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

此外,针灸、按摩、导引等各种治疗方法在这个时期也已有所应用。

*药物知识

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关于药物的明确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

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此时虽还没有出现药物学专著,但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述的“五药”,可能是对药物的初步分类;书中还有对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炼制的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成为中国古代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诗经》中也有关于药物的丰富记载,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如芣苢(车前)、?(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

*病因学

西周时期的人们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传染病被称为疠疾。《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讲述了四时的常见病、多发病。

*卫生保健

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甲骨文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殷墟的出土文物中也已有一些盥洗用具。

西周时,人们对饮食卫生日益重视。《周礼·天官》中曾记载:“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鱼),膳膏臊(豕膏);秋行犊?,膳膏腥(鸡膏);冬行?羽,膳膏膻(羊脂)。”《食医》中也有“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记载,说明人的饮食口味必须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换。

殷商时期,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周礼》、《易礼》、《诗经》中都记有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灭水中病虫害等。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穿地而凿的土井,至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井裙、井盖、井亭等水源卫生保护设施。殷墟发现当时已有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遗址也发现有较商代更为先进的地下水道。

早在夏商时代,人们已经知道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周代在防暑降温方面已有具体措施,人们普遍试图在夏季用冰来调节温度,达到“疠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设有专门分管用冰的官职“凌人”。《诗经》、《周礼》中都有藏冰的记载,考古挖掘中也曾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

*医疗制度

周代开始出现专职医生,并且有了最初的医学分科。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各有其编制和职责范围。食医负责王室的饮食与配膳,类似于营养医生;疾医相当于现在的内科医生,其职责是负责邦内群众疾病的治疗;疡医相当于今天的外、伤科医生;兽医主管兽病的治疗。

周朝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医疗制度,其医政组织是:医师1人,上士2人,下士4人,府2人,史2人,徒20人。医师是“众医之长”,掌管国家的医药政令,负责王室和邦内疾疫的预防和治疗;士是治病的医生;府掌管药物、医疗器具和会计事务等;史负责文书和医案,徒专供役使,并看护病人。周朝还设有完整的医疗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到年终,医师要根据医生们的医疗成绩的优劣,制定其级别和俸禄。

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正如《周礼》记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说明当时已能对病人分别处理,并建立了治病的记录。对于死亡者,还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呈送医师,作为评定级别的依据。

数学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

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周髀算经》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的。

西周世系

1、武王(姬姓、名发)——2、成王(诵)——3、康王(钊)——
4、昭王(瑕)——5、穆王(满)——6、共王——7、懿王——
8、孝王——9、夷王——10、厉王(胡)——共和行政
11、宣王——12、幽王(宫涅)

参考书目

1、《史记》,司马迁, 西汉
2、《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1884-1957),华东师大出版社
3、大纪元和正见网上的相关文章

(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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