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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

中国古代传说的“三皇”，有若干版本（大约有六种之多），剔除重复，综合起来看，计有“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祝融氏”，“神农氏”，“黄帝氏”六人。其中，按照史前文化的发展规律推想，火的发明者“燧人氏”排在首位，当无疑义。

“燧人氏”是远古非常重要的文化发展时期的部落酋长。

关于“燧人氏”的传说，《韩非子·五蠹》所说较为可取——

“民食果蓏蜯蛤，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

这里文字虽然不多，但它所透露的消息却相当丰富，值得分析。

它天才地猜想出，远古人类的文明结构是从“钻燧取火”开始的。这个猜想也同样引起了我的猜想。

燧人氏时代，结束了生食。而随着熟食的出现，人们的营养补给大大增加。由于火的出现，智人的直立行走之后，产生了第一次重大革命。从现在原始考古发现看，“山顶洞人”时期是可能与“燧人氏”相对应的。“山顶洞人”遗址已经发现了经过磨光、钻孔等工艺加工的石头、兽骨、蚶壳等珍贵装饰品。且有灰层出土，证明了先民可能掌握了升火的技术——不仅仅是保存火种的技术。而这，就要用到“钻燧”——钻木或敲打火石（与山顶洞人大约同时期的“大窑文化遗址”，出土石片上千件，其中一部分应该就是燧石石料）。“山顶洞人”时期应在一万年前左右。

关于用什么方式来计算世界的年代问题，欧洲人一般喜欢从亚当夏娃算起。这从他们留下的“历史”典籍中，是可以找到根据的。

人类有溯根寻祖的天然冲动，东方西方概莫能外。有趣的是：东方人的寻祖热情落在“人格”一面（那位开天辟地的盘古也是具有人格意义的英雄神，我另有文论盘古，参见《行者：罂粟园的孤旅》，载《北方文学》1982年第2期），西方人的寻祖落在“神格”的一面。世界早期的历史图像，从源头上就有了歧异色彩。

中国人对“神格”的省略，其结果是直接将“神”的属性赋予了“人”——一个放大而又神话了的人。

说到底，人是需要宗教关怀的。如果没有宗教，就会有一个“类宗教”来作为替代。中国近三千年的世俗社会，帝王们总是作为“天子”，或如民间所谓的“真龙天子”，来代行“天意”——而这个位置，在早期欧洲，是由耶稣来坐的，并且，随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之后，欧洲开始了政教分离的社会改革。于是，神圣罗马帝国与资产阶级运动并行不悖，终于出落为今天的“主流国际社会”。而东方，最高统治者总是做着“天人合一”的把戏，圣旨与神谕具有同等的威权，且以此威权连绵不断地参与着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资本主义时期”，也便成为东方的空白（马克斯·韦伯的一个思想就是：政教合一是经济发展落后的根源之一；而经济的发达必有赖于政教分离，证之于历史的或逻辑的，洵知此言不虚）。

《韩非子》在这里透露的“圣人”信息，就与英雄崇拜而不是神祇崇拜有关。

远古人类在史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特别需要勇气、智慧与创造性。而这个时期，经由遗传、阅历与意志打造而成的个人因素就凸现出来。
“燧人氏”肯定是极富原创精神的英雄。他善于动脑筋，重视氏族人的生命价值，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也许是在洞穴生活与石头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一个偶然的机会，石头与石头碰撞出了火花。伏羲氏开始了大胆而又聪颖的假设：如果我用两块石头互相打击，是不是也可以冒出火星呢？而这个火星是不是又可以点燃干草呢？在这样伟大的发现冲动的支配下，第一次科学实验开始了，而他竟因此获致了成功。第一簇人工升起的火焰，比起后来的炼钢炉和核反应堆给出的能量小得多，但却理所当然地伟大得多。

这样，人们在惊叹之余，不禁对原创者有了爱戴和崇敬，“圣人”就这样诞生了。

中国最初的圣人，原来不过就是这样的“部落英雄”。事实上，所谓“圣人”，就是某一方面资质禀赋与众不同，对人的发展有所贡献，但是被后来的读书人神化了的族群英雄。圣人，实际是人；但在后来的传承中获得了神的属性；是人神杂糅的东方的特殊人物。中国的所有的皇上，因为个个都是“奉天承运”，所以，个个都是人神杂糅的。在没有神的天空下，由于需要，人人都有做神的动机或冲动——中国的皇权意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就是这样生成的。

李泽厚将这类务实性的、功利性的中国现象称之为“实践理性”。现在想想，这个概念还可以继续坚持下去。但也许正因为“实践理性”的突出，遮蔽了远古人类追求终极价值的潜在冲动，宗教性质的感觉抽象，于是遭遇省略。待至近代以降，唯物理念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对至上神的虔诚求告经验、基督徒的“怕爱”（刘小枫语）经验、对头顶星空的敬畏经验，以及对内心道德律令的自省经验，于我们大多数人的心中，从来不曾成为被体验的对象。心的荒芜，成为一个族群的心灵现象。

没有神的经验，也许，真的是一个族群心灵的——缺憾……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02年5月21日    更新：2002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