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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银胜

钱锺书夫妇与傅雷一家曾往来密切。（网络图片）

接续〈才女愿做灶下婢 悄悄隐身又悄悄影响时代〉一文。

杨绛忆与傅雷一家的往来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份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握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缘故。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一次锺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锺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锺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有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挺幽默的。

孩童面前的严父傅雷

傅雷是严父，曾因孩子偷听而发怒，梅馥则在一旁调解。（网络图片）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

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

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恢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锺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

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

文艺家们的交往

傅雷（1908—1966），著名的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他与杨绛、钱锺书可以说先后是校友，都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傅雷当时家住上海重庆南路的巴黎新村，杨绛、钱锺书一家先住在辣斐德路，后搬至蒲石路（今长乐路），均在霞飞路附近，因此杨绛会说“住得很近”。他们几位朋友过从甚密，以期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等待云开日出。

1946年起，钱锺书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杨绛则受聘担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教授，夫妇双双作育英才。四十年代，杨绛还写过不少散文，其理趣、文笔十分见好，例如《窗帘》，例如充满书卷气息的《喝茶》。

杨绛作于这时的散文作品还有《风》《听话的艺术》等，这些文章多写生命的感触，显得纯真自然，雅俗共赏。她的文章没受到当时散文创作当中虚夸、浮躁、雕饰等种种流弊的影响，而以截然不同的风骨出现，若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毫无疑义是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本文摘自罗银胜《杨绛传（追思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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