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严需要新的保障
◎茉莉
那是很平常的一天，英国律师彼得．本南森（ Peter Benenson ）在上班途中，读到这样一则报道：两个葡萄牙学生庆祝他们的学业结束，在餐馆里举杯欢呼：“|为自由干杯！”就因为这句话，他们被警察拘捕，被判处七年徒刑。
这位英国律师愤怒了。1961年5月28日，他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一篇公开信，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为良心囚犯的释放不偏袒地、和平地工作。一个月之内，成千封自愿提供帮助的信，从各国寄来。半年以后，由于这位律师的抗议，世界诞生了一个新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四十年来，这个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组织，在世界150个国家拥有近百万成员，他们共同承担起维护人权的人类责任。
由一封信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独立的全球性运动。今天，很少有政府能够“关起门来打自己的孩子”——迫害政治犯良心犯、施行酷刑和死刑，而不遭到国际社会的抗议了。如大赦国际组织一样，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为人权奋斗的个人、民间组织、政府和国际机构，一起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权运动高潮。
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导致国际人权运动如此迅速地越过国界，得以广泛扩展呢？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全球一体化。
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不同地域进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方位交流，个人物资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新的信息沟通，人际交往的密切，使人权理念得以普及，使国际人权运动逐步形成洪流，人的权利因而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因此，从人权角度看，我们认为全球化是被欺凌、被杀戮者的福音，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它把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使人权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一，全球化使人权关注有了可能
应该说，自1948年的《 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起，我们就生活在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了，应该共同拥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了。然而，在那些封闭的社会、国度里，人的基本权利依然被践踏。在中国，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令全世界都发出愤怒的抗议声。
这是由于，大众媒体压缩了时空距离，把遥远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世界各地互不认识的居民，被电视、报纸等传媒推到了同一个舞台，使他们能够如同亲身经历一般，体验了惨案的恐怖、受难者的痛苦。当时，光是瑞典一个小小的偏僻的北欧国家，就有几百万封抗议信飞向北京。瑞典人声声呼吁中共当权者：“让天安门的学生活下去！”
居住在我们这个小行星上的人原来是如此接近。九十年代以来，通过媒体，我们目睹了波斯尼亚的种族迫害、卢旺达大屠杀后的尸体横陈、印度尼西亚排华的惨祸、科索沃的万人冢、东帝汶的血腥－－。来自远方令人震惊的画面，使人心受到共同的振荡，使我们产生移情感觉，逼我们思考和检讨：为什么这种残忍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因此有了人类命运的共同感。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里。网络使人们冲破疆界，抛弃封闭的意识形态，寻找更多更新的知识和信息。有学者认为，信息流动的力量比权力的流动更具优势。在全球化时代里，信息不可能被独占，而是公平共享的。跨越国界的信息流动，使世界高度压缩和整合。某一国人权状况因此也就无法隐瞒，他国人民的关注与干涉，因此成为可能。
例如，中国孤儿院大量虐待儿童致死的情况，通过传媒，被香港基督教义工和上海孤儿院医生揭发出来后，在笔者居住的瑞典，人们都在为中国孤儿哭泣，无数的签名信涌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当时，欧美各国有不少拯救儿童组织、慈善机构和个人，去中国考察，并提供资助、进行监督。不少国家的政府、国会也过问此事，在外交活动中，要求中国政府提出改善孤儿状况。
信息全球化使得少数种族能够绕过国家的控制，来传播自己理念，使外部世界了解他们的文明、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他们遭受的压制，从而约束其压迫者，使之不敢肆无忌惮。
二，“人权无国界”理念的提出
“国际人权运动”的含义，即指世界各国之间发生的争取平等自由的人权运动。它起源于近现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二战后，《联合国宪章》的诞生，使保障人权成为一种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经历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国际人权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世界趋势：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学会接受国际社会的约束，它们如何对待本国公民，不再被视为只是自己的事情。
在人权问题上，持全球主义观点的人大力主张：各国要在人权问题上取得共识，树立人权标准，承认人权在外交中的地位，甚至把人权摆在外交的首位。“人权无国界”的观点，因此成为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响亮口号。“人权无国界”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西洋宪章”。到了八十年代，这种观点被公开提出，学者们将此归纳为：
“我们保护人权的义务是没有国界的。这是跨越国界的义务，它超越欧洲的国界，也超越全世界的国界。”“哪里的人权受到侵犯，就维护哪里的人权。”
“人权无国界说”遭到许多反对与质疑，主要是一些专制国家以主权为借口，反对他国“越俎代庖”，指责他国的人权外交为“干涉内政”。实际上，专制者口口声声的“国家主权”，不过是他们维护自己既得利益和特权的借口，他们以此借口继续压制自己的人民。
鉴于此，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各国政府部门，在对待他国侵犯人权的问题上，往往畏手缩脚、很少诉诸以行动。
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受主权束缚、在人道救助上工作不力相反，民间人权组织的工作却较为成功地冲破了国界。由于非政府人权组织的活动是靠激发世界舆论来进行的，它们的活动扩展到各个国家，因此，它们比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更经常地“干涉他国内政”。
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国界医生”组织，就是一个典型。从一成立起，这个民间组织就声称：他们只听从受难者的呼唤，绝不承认国界可以阻碍他们的人道救助责任，绝不对任何侵犯人权的事情闭上眼睛。“无国界医生”因此为制造灾难的各国政府所仇视，但他们高扬的“人权无国界”的旗帜，是用他们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凝成的。
此外，各国民间组织跨越国界拯救孤儿，如SOS儿童村在世界各地广泛建立。1991年，中国政府孤儿院的儿童死亡率高达77.6% （中国民政部年鉴统计数字），与之相反，在同一块大地上，由主要是西方人资助的SOS儿童村，其收养的中国孤儿都享受着相对幸福的生活。
三，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率先作用
如前所述，在跨越国界保障人权方面，非政府组织已经起了率先的作用。虽然这些组织不具有超越各国主权的权力，但它们比众多主权国家所做的贡献更大，因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尽管如此，研究它们活动情况的社会学者并不多，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对此了解得很不够。
从十九世纪起，欧美各国便有和平、反奴隶和劳工组织跨国界的广泛协作。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正以惊人的速度递增，在国际事务中常常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最为著名的有如下一些：
大赦国际组织：主要进行营救政治犯和其他无辜受害者、保证犯人不受折磨和杀害的活动。
人权观察组织：人权监督机构。
国际笔会：保护作家权利的特殊组织。
国际法学家协会：侧重对人权保障的法律监督。
国际红十字会：保护参战人员权利、政治犯权利以及其他人道主义活动。
出于明确的人道主义目的，民间人权组织采取各种方式来维护人权。如，调查研究各国人权状况；观察、监督有关人权的审判；积极地利用媒体，曝光侵犯人权的事件，从而激发世界舆论，引起公众的关注；对人权政策制订者进行游说；抵制消费；游行示威、向政治领导人请愿；力促各国政府或联合国各种机构，对那些违反人权的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展开营救工作，包括营救犯人，对灾难地区进行大规模救助活动。
我们可以预料，已经成为维护人权典范的国际人权组织，将会在全球化扩展的时代，更加强它们的职能：宣传人权理念，监督各国人权状况，敦促各国进一步改善人权。
四，创造新的无国界人权理想
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障碍，关注整个地球所面临的也就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寻求通过协调和合作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即是全球化的实质性意义。这种趋势，和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大同世界”有相似之处。
然而，反对全球化的声浪此起彼伏。人们对全球化有可能造成的经济不平等有很大的担忧，这确实是全球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一些中国人把全球化视为西方侵略的延伸，即思想与信仰的侵略，尤其是在人权问题上，他们坚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人权原则，西方人有西方人的人权原则，二者不能等同，提出人权的民族相对性，以“文化多元”为借口，否定人权原则的普世性。以“爱国”为由，激烈地反对全球化，提倡民族保守，为封建专制辩护。他们反对人权自由的观点，并不能视为价值多元化中的一种，因为那是扼杀一切价值的强盗逻辑。
对于东西方早就相互影响渗透的问题，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 （Amatiya Sen） ，在《全球化及其问题》一文中谈到，公元1000左右，来自东方的科学，技术和数学，是怎样全球化地扩散，从而改变了旧世界。阿玛蒂亚举例提到来自中国的发明——纸和印刷，风筝和指南针，手推车和风扇，弓弩和火药，以及钟和铁链悬索桥。他总结说：“事实上，如果当时欧洲拒绝接受数学，科学与技术的全球化，欧洲要穷得多。这在今天同样适用，尽管方向相反。认为这种现象是所谓的思想与信仰侵略，是严重错误，如同欧洲在上一个千年开始之时拒绝接受东方的影响。”
既然西方没有因为纸和指南针的发明地是中国，而拒绝使用这些发明，为什么我们要拒绝来自西方的文明精神——人权理念呢？况且，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不少人道思想、大同精神，如“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仁者爱人”、“众生平等”。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结合，对我们中国人参与国际人权运动的实践，丰富人权理论，会有很大的用处。在一个全球性开放的时代中，本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都能找到适合其繁衍生息的沃土。
一个国界逐渐消失、越来越趋于互相依赖的世界，将激发我们不同种族文化的人，去彼此理解、想象和创造。在今天成为事实的全球化，提出了从根本上重建“人类行为架构”的要求，我们对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就有了更高的期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说：”人的尊严需要一种新的保障，这种保障只能在新的政治原则、新的人间法律中才能建立，其有效性必须涵盖整个人类，而它（指保障）的权利必须被严格限定。”
这新的、保障人的尊严的人权原则，将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从世界所有文化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相互启发、取长补短地综合而成的，它也将被世界所有人民所接受。那“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历史，终将因全球化的到来而结束。对于仍然生活在专制压迫的苦难中的人来说，全球化带来的人权关注和保障，将是他们的希望。
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的断言：世界在混乱骚扰底下，蕴藏着惊人的希望和前景。
2001年6月
来源：新生网 发稿：2002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