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26) 清黨救國
作者: 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來源:正見網
「四一二」清黨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建「清黨委員會」，進行反共清黨準備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對三千黨員幹部講演，其中說到：「蔣介石還在服從命令。國民黨是一個聯合體，類似於一個革命議會，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產黨人。為什麼要採取突然襲擊的做法？為什麼要在我們還佔大多數，右派又聽我們的話的時候趕走右派呢？只要還用得著，農民就不會捨棄一匹疲憊不堪的老馬。他不會把它趕走。我們也是如此。當右派對我們沒有用處時，我們會把它拋棄。目前，我們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們正指揮著軍隊，率領軍隊反對帝國主義。蔣介石也許不同情革命，但他領導著軍隊，而且除了率領這支軍隊反對帝國主義之外，他還不會幹別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張作霖的將軍們有各種聯繫，非常了解如何挫敗他們的銳氣，不必施以猛烈打擊，就可以迫使他們完全站到革命這邊來。這些右派還和富商們有聯繫，可以從富商那裡籌集到資金。於是，當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後，就將他們像一個檸檬一樣擠碎，然後扔掉。」（[美]彼得?蘭德，《走進中國》）
此後，托洛茨基以此抨擊斯大林，「幾天之後被擠碎的檸檬掌了權和控制了軍隊」，他指的是「四一二」事變。
清黨是中國人的要求。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提出，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
四月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建「清黨委員會」，進行清除共產黨的準備工作。
為確保北伐成就，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人決定清除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與中共決裂。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突襲中共領導的工人糾察隊，通緝逮捕中共黨員。
翌日，蔣介石發表宣言：「中正深信中國民族，當有處分中國本身命運之權，在系統上不應受任何外國所操縱；又深信此時我黨不與共產黨分離，則國民革命斷難成功。」（《告中國國民黨同志書》，一九二七）
四月十七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發布清黨通電，通緝共黨要員一百九十七人：首要為鮑羅廷、陳獨秀，其次為林伯渠、瞿秋白、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劉少奇、張國燾、彭湃、鄧穎超、蔡和森、方誌敏等。
蔣介石於四月十八日，率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發表告民眾書，奮起清黨。蔣介石通告國民：「現在中國民族只有三條路走：一條是還到軍閥治下，任他們勾結帝國主義，無辦法、無目的，為爭個人權利而連年戰爭；一條是跟共產黨走，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以實行赤色恐怖的專政。」「一條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堂堂大道，……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利益，求自己的解救。」（《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一九二七）
四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告全體將士書》中，列舉汪共勾結的罪行：「我們國民革命軍在江西拚命血戰的時候，就是共產黨在湖南湖北布置叛亂的時候；當我們前敵將士在浙江江蘇戰事最激烈的時候，武漢方面故意留難，把餉項分文不發，一粒子彈也不給我們。」
「最近他們還有一種離間我國民革命軍將士的毒計，就是四處造謠說中正要獨裁，是新軍閥。」「他們為什麼要造這種謠言，簡單的說，本總司令是要擁護本黨，實行三民主義，不許共產黨來搗亂，……所以共產黨要滅亡中國，非先破壞國民革命，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打倒不可。」
在蘇共指揮下，中共於八月一日發動「南昌暴動」，失敗后殘軍逃往廣州，十二月在廣州再次暴動，很快被平息。在戡亂中，國民軍逮捕蘇聯副領事等人，並在領事館查獲蘇共在中國挑起暴亂的秘密文件。十二月十四日，國府與蘇聯斷交。
蔣介石說：「共產黨實在是我們國民黨唯一的敵人，他是破壞國民革命，阻礙三民主義實行的；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就不能與共產黨並存。」（《認識我們唯一的敵人》，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
1927年4月18日由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與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對立，即寧漢對立。
汪精衛公開反對「四一二」清黨，宣布開除蔣介石黨籍，併發通緝令，導致寧漢分裂，南京和武漢各有一個國民黨中央。但不久后，汪看到斯大林給共產國際的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那決議案有幾點很要注意的：第一點是說土地改革，主張不要由國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實行沒收土地。這實為湖南事變的原因，為農民運動脫離了國民黨的原因。第二點對於軍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沒收，以避免軍官和士兵的反對。第三點要改造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執行委員會中增加農工領袖。其實即是要增加共產黨人，他不說穿便了。並且公然的說，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變更。第四點要武裝二萬CP黨員，並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他說的農工分子，其實也即是指共產分子。第五點是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來自己殺自己。」（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演講）
汪如夢初醒，意識到自己也已經大難臨頭，遂放棄親共立場。七月，武漢政府開始和平清共，要求政府和國軍內部的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否則被解職。但汪精衛仍視蔣介石為「黨國唯一的敵人」。為顧全大局，蔣介石於八月再次辭職。
斯大林派來的羅明納茲（Beso Lominadze）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確定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領導工作。這次會議確定的總方針是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黨史百科」之八七會議）當時中共在中國各地發動了大小一百多次武裝暴動，遍及十四個省一百四十多個城市。
武漢國民政府便也放棄和平分共，八月八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武力分共」決議案，在武漢國民政府控制區域，開始逮捕處決共產黨人。在此次會議上汪精衛說「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全面清黨后，大量中共黨員登報退黨，黨員人數從六萬驟減到一萬。中共的城市暴動慘敗，逃往農村和山區，武裝割據。
直到一九二七年底廣州暴動之後，汪才猛然醒悟，不過可惜為時已晚，汪也為此黯然下野。「以上的情形如此，在兄弟當時看來，以為蔣同志等是不對的。因為當時蔣同志等見兄弟不肯聽他們阻止的話，定要往武漢去，不但對武漢同志失望，對兄弟也失望了。所以不待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如何而馬上就在南京幹起來。而兄弟往武漢去的結果，都不出蔣同志所料，徒然增加了反對蔣同志的聲勢。所以兄弟事後批評，不說蔣同志不對，而說兄弟不對，這是事實，並不是什麼違心之論。」（汪精衛《武漢分共之經過》——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演講）
這時整個國民黨的各個派系才發現，只有早先被逼引退的蔣介石，才具先見之明並果敢決斷，於是群情澎湃，請蔣復職。
清黨是蔣介石反共救國打響的第一槍，其重要性超過北伐。北伐結束了軍閥割據的時代；而清黨則掀開了二十世紀反對共產主義大戰的序幕。
中共說蔣介石清黨是「對工農和底層知識分子的血腥屠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標志著中國階級關係和革命形勢的重大變化。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從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完全轉變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這期間，蔣介石同帝國主義分子、江浙財閥和流氓勢力舉行一系列秘密會談。帝國主義列強公然鼓動蔣介石『迅速而果斷地行動起來』」，「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
真相當然不是如此。
中共的工人運動已經肆無忌憚展開，國際共產代表鮑威爾描述了那時武漢「羅馬狂歡」狀況：「成千上萬在礦場、工廠和加工廠的雇傭工人，紛紛停止工作，在激進分子的領導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講、宣傳和遊行示威。」中共控制的湖北省黨部在漢口召開大會，與會的省總工會糾察隊呼喊「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引發與會的軍校學生憤慨，導致鬥毆。在蘇俄的操縱之下，反蔣已經公開化。
鮑威爾繼續描述道：由於頻繁的罷工運動，「武漢地區的工業被迫倒閉」，經濟最繁榮的中國中部大城市武漢，市景蕭條，經濟停頓。
羅亦農在《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里說：「在工人區域，自從區委決定舉行紅色恐怖以來，已有很大的效驗，打死了不少工賊，工人氣焰很高，現在要把此種紅色恐怖的範圍擴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領袖、買辦商人、學生走狗等都要盡量的打擊。因為現在是革命的高潮時期，民眾都有此要求。舉行紅色恐怖以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時我們要用恐嚇的手段，使許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這就叫做精神的紅色恐怖。」
北洋勢力退出上海后，羅亦農、趙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區委在其宣傳大綱里說：「上海革命的時機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罷工還只是舉行一次示威，現在時機到了，我們應急速準備武裝大暴動，奪取武裝自衛，殺反動派，為死者報仇，為工人爭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前兩次起義，只是罷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義是武裝奪取政權。
中共的教科書告訴後代：「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命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中共掌控的工人糾察隊經過整編，成立十四個大隊共兩千七百人，擁有機槍二十多挺、步槍四千余枝。
軍隊開槍，不是得到坐鎮南京的蔣介石下的命令，而是守軍情急之下的自衛。
第二師參謀長祝紹周回憶當時的情況為：「匪黨在青雲路舉行集會大會，數雖有一萬餘人，但以長槍被繳，為禍不烈，故其先頭匪徒眾行經寶山路向本部直衝時，能為本部守衛所阻，惟其人眾勢大，蓄意謀亂，多持鐵棒亂毆，中間尚雜有不少手槍，我衛兵遂有死一傷數，在此不得已情形下，衛兵始鳴槍自衛，當場傷斃百餘人，余均作鳥獸散。經派隊圍截，捕得七百餘人，身均藏有直魯軍符號，查系潰散軍閥余部，為匪黨以金錢收買，充作擾亂地方秩序危害黨國人民者，何來真正之工人？」
蔣介石清黨帶來中國社會秩序的穩定，中國得以逃脫當時淪為蘇俄的犧牲品。
「如果不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廣州定亂，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全面清黨，使中國的統一與獨立，在我們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完成，那我中華民國早在這個時期，已成為布爾雪維克的試驗場和蘇俄的附庸國，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十年，莫斯科早已控制了這一千二百萬方公里和四億五千萬人民，為其世界革命戰爭取之不竭、雄厚無比的基地與資源，向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戰了。」（《蘇俄在中國》）